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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8编辑：梓岚
1907年初，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陷入空前困难。起义屡屡失败，经费捉襟见肘。在此危急时刻，潜伏北京的间谍忽然送来1万元巨款，同盟会暂解燃眉之急。
然而，这笔革命经费的来源却令人大跌眼镜。
捐助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满清铁帽子王、肃亲王善耆（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之父），还有满洲亲贵、陆军大臣铁良。
这二位都是宗社党铁杆，清朝灭亡后，多次组织复辟活动。他们居然出钱资助“反贼”孙文，实在不可理喻。
当然，大清亲王给同盟会捐款，也是有条件的——希望孙中山只搞“政治革命”，不要排满。
大厦将倾之际，统治集团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做法，不算罕见。就连刺杀摄政王载沣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也在善耆等人宽待下免于一死，没能当上烈士——结果后来反倒成了汉奸。
不过，从组建兴中会到辛亥革命，孙中山从事革命近二十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策划十余次起义，不可能全靠清朝王爷赞助。那么，他的革命经费究竟从何处来呢？
兄弟同心，富商慷慨解囊
革命领袖的家人，往往都要做些牺牲，孙中山也不例外。孙家家境起初并不富裕，靠长兄孙眉垦荒和经营牧场，家计改善，孙中山才得以接受近代教育。
孙中山革命道路上最早的资助者之一，就是他的大哥。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孙眉就提供了许多资金。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意气风发，准备到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结果搞了几个月宣传，响应者寥寥。
孙眉为帮助弟弟，低价出售自己农场的部分牲畜，加上其他会员捐助，总算凑到了6千多美元。这笔钱，就是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启动资金”。
其后，孙文的起义行动屡屡失败，多次由哥哥买单。到1904年濒临破产前，孙眉先后为弟弟的革命事业捐献了75万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907年镇南关起义前，革命党人募兵，标准为每人每月饷银20元。来自兄长的资金足够孙中山募集数万大军。看来，中华民国的诞生不仅依靠伟大的“国父”，还得益于一位有钱的“伯父”。
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倾家荡产的不止一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出身浙江富商之家，他和孙中山的小故事广为流传。
据说，二人相识于开往法国的轮船上，张静江对孙中山一见心折，慨然表示，孙如缺乏革命经费，发来字母“A”，即提供一万元，“B”为两万元，以此类推。
后来孙中山困顿时发了个“C”给张，果然收到三万元。张静江为赞助革命，甚至卖掉了自家的工厂。
还有香港富商李纪堂，旗下产业“益隆银号”，家资巨万，加入兴中会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驻港财政主任，革命党在广东的活动，从此多仰仗这位财神爷供给。李纪堂前后为反清活动花费数十万元，最后家道中落，光荣破产。
投资理财，首选“革命债券”
除了依靠家人和富商赞助，革命党还有不少筹集资金的奇招。他们灵活运用了现代化的金融工具——发行公债。
早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章程就规定，其成员可购买价值10银元的股票。报酬优厚——待民国建立后偿还100元。
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印刷了面额1元的公债券，郑重承诺建国成功后每券返本利10元。这个债券看起来是暴利，前提是孙大总统真能按期还钱。
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又抓住机会发售一批债券，这次售价为250元，革命成功后还本付息合计1000元。利率似乎低了，但同时给出明确期限，约定起事五年内还请。
孙中山对债券发售寄予厚望，希望能借此集资两百万元。不过事与愿违，尽管债券一直卖到印度，也只销售了135号，销量低迷。
虽然如此，发行债券仍不失为革命党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
1911年初，为了给黄花岗起义筹资，孙中山亲自出马，在旧金山印制了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这回他许诺，将来债券会成为共和国法定货币。
欧美华侨风气开明，踊跃赞助。温哥华致公堂带头买了1万港币。不少工人捐出整月的工资，还有的致公堂抵押会所筹款。加拿大华侨总共捐款超过7万港币。不过，驱动华侨出资的，恐怕不是什么精明的理财算计，而是渴望祖国富强的爱国之心。
国际“支援”，功过留待后评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海外华侨长期扮演奶妈角色。除兜售债券外，革命党人直接募捐筹款的行动就更多了。
同盟会在南洋、美洲等地扩展分支后，均设立筹饷局，开展募捐活动。华侨工人、农民和小商贩虽然不比张静江那样阔绰，但为了革命事业，不吝捐出多年积蓄。
越南华侨黄启祥，是一家豆芽菜店店主，他在当地头一个参加同盟会，捐助1千元用于开办书报社，后更为支持镇南关起义，捐献一生积蓄数千元。
孙中山大为感动，把他写进了自传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要求美洲同志协助办理善后，芝加哥同盟会当天即筹款3千元，电汇香港以备急需。根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爆发前，策划费用共计10.58万港币，其中10.08万由南洋华侨筹集。
相比之下，革命党人自家缴纳的会费数量较少，聊胜于无。
兴中会刚组建时，年费为1元，而有据可查的早期会员仅一百多人。到1906年，同盟会入会费、年捐均为1日元。如果没有富裕会员和爱国华侨大力赞助，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恐怕不能走太远。
除此以外，孙中山还有另一条国际资金渠道——日本人。
孙中山长期在日本活动，同盟会就成立于东京。清政府对革命党在日本的活跃大感恼火，强烈要求日本将他们驱逐出境。于是，日本政府主动馈赠孙中山“离境费”7千日元。
上个世纪初，日元购买力很强。1920年代末郭沫若流亡日本，靠每月1百日元的生活费，养活了一家七口。
实际上，日本政府搞了一回慷慨的政治投资。日本富商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了1万日元。接受重金示好后，孙中山同意离开日本。
百万巨款，难买革命成功
对于资金的重要性，孙中山本人也有清醒认识。他在黄花岗起义前夕动员讲话时说：“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
然而，尽管筹款力度颇强，到位金额不少，黄花岗起义仍以失败告终。起义用资约21万港元，善后又花费2万港元。众多爱国华侨捐出的积蓄，一天之内耗费殆尽。
等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革命党至少筹集了247万港币，仍不足以应付临时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最后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摘取，孙中山等人提着脑袋闹革命，结果却给满清官僚做了嫁衣。
归根到底，辛亥革命党先天不足，还不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纲领，真正动员底层中国民众。既然不能启发群众政治觉悟，就只能对满清上层搞暗杀，对基层用收买。
例如，同盟会曾依托法属越南，在云南、广西边境发动多次起义。当地清军极其腐败，军官贪污军饷，士兵为了谋生，甚至要给法国人打工修路。
面对这样深刻的矛盾，孙中山等不做士兵思想工作，而是简单粗暴地花钱策反，宣扬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既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又买不到真正的战斗力。
结果，同盟会起义经常是少量革命派骨干加上大多数“雇佣兵”。只要粮饷接济不上，战况就会失控。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期间，革命党军事领袖黄兴亲率义军进攻蒙自，结果行军不到一里地，手下大兵向天开一排枪，齐声喊苦叫累，黄兴再三抚慰也没用，无可奈何只好折回，痛失战机。
另一方面，同盟会领导人总寄希望于一击占领中心城市，打倒清政府，很少认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于是，在武器、弹药、粮饷方面，他们只能依赖国外支援。购买枪械弹药需耗费大量资金，而且境外供应很不稳定，一旦中断，战局就会发生逆转。好几次起义，都因缺乏军火和后勤，导致队伍瓦解。
如1907年，孙中山募集到一万日元，购得新式步枪两千支、子弹120万发，原计划运往广东支援起义军，在转运过程中不幸被日本警察没收，损失惨重。
缺乏稳固后方，和基层士兵糟糕的政治觉悟互为表里，成为孙中山革命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曾多次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他反复说失败“原因皆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倘若一个政党、一支武装缺乏明确的纲领、现实的策略，无论给它多少投资，最终免不了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