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

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

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

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

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

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

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

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

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

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

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

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

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

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

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

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

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

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

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

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

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

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

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

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

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

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

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

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

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

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

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

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

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

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

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

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

一、没钱。

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

二、不得民心。

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

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

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

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

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

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

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

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

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

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

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

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

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

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

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

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

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

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

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

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

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

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

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

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

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

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

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

《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

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他真的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