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征途：从国家迁徙到军队长征

长征是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份胜利的背后承载了太多人的理想与鲜血，长征征途的每一次决定都关乎着最终胜利的方向。下面，我们要介绍一次迁徙，以三个人为主导的迁徙。

1934年4月28日，国民党军攻占广昌，红军伤亡五千余人，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之役。自广昌失守以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就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氛。一方面，蒋介石的堡垒战术层层推进，红军伤亡与日俱增，根据地面积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各种人在瑞金政府的办公大楼神秘地进出，“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担心要出事，却又不知道什么事”。

因为那次反“围剿”失利，才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以来，我们常说“红军长征”，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支军队的长途迁徙，但实际上在1934年兵败之际，中共中央决定转移的是整整一个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坐落江西根据地的不仅是一个军队

“长征”这个提法瑞金时期并不存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中央下一步会怎么走，毕竟坐落在江西根据地的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个“国家”。早在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共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同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

此外，妇孺皆知的“毛主席”这个称谓也是在苏区时期开始叫的，不过当时这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毛泽东与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都归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苏区中央政府下设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查、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构，同时拥有自己的银行、货币、邮票。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其中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多万人”。由于当时还未设计出国旗，便先以红军的军旗作为替代品。

只有“三人团”才知道的“搬家”

到了1934年，形势对苏区越来越不利，这个拥有庞大机构的“国家”又该何去何从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根据地撤退的各项重大问题。包括苏维埃共和国撤退的时间、准备工作等重大事项决策都由“三人团”负责。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三人团”里的三人成员均有海外背景，年龄最长的周恩来曾在法国与德国待过多年，在“三人团”中，他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最年轻的博古，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度过4年的留学生涯，1934年1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总负责者。当时年仅27岁的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名义上的领袖。至于李德，本身就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直接指挥者。长征前苏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均为李德与博古制定。也就是说，当时除了“三人团”，许多红军将领都不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要“搬家”了。

“猝然决定”的长征

在刘伯承的回忆录中，用“猝然决定”这个词来形容长征的开始。之所以如此“猝然”，是因在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项与年冒着风险进入苏区，将蒋介石重兵包围苏区的“铁桶计划”告知中央，使中央不得不提前开始“转移”。 9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于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社论，这篇文章中他隐约透露，为了延续革命，“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篇社论里的“转移苏区”就是撤退命令下达前唯一明确的消息。也就是说在长征出发之前，包括刘伯承在内的许多红军高级将领都不清楚中央的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至于普通红军士兵，更是不知道部队将要开往何处去。

“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红军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去多久，去做什么。”

这个决策无疑对红军的士气产生了影响，后来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