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束胸令”的解除是乳罩传入中国的前奏？

民国初年，正是中国社会从晚清向近代变化蜕变，除了没有皇帝的统治，似乎各种习惯仍然照旧。女性的着装依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有一个事确在当时引起了冲突，这究竟是什么事呢？听小编缓缓道来。

民国乳房的束与放，不仅事关母子康健，更关乎种族强盛，于是，一场关于乳房的社会冲突，不仅牵动了男与女，还惊动了官与民。

1910年代时尚

但一个古老沉闷的中国，以及与它伴生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种种，毕竟渐行渐远；而欧风美雨带来的清新气息，则正渐渐浓郁，将要酝酿成一场大时代的观念解放风潮。

而女性传统内衣样式也已经渐渐开始变化：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的、俗称“小马甲”的新型内衣样式正流行着，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并且，在小马甲的前片，还缀有一批密纽，使用时将胸部紧紧扣住。

民国早期奶品广告中的女模特，是时以束缚成扁平胸为美

此时，女性胸部依然被严重束缚着。董竹君后来回忆说，1913 年，已满13 周岁的她，就像当时所有女孩子一样，都要束着一件紧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紧紧的。

1915年，上海《妇女》杂志创刊号发文，将束胸与缠足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女性的健康伤害“更大而深”，因为“束胸致胸疾，将来生育子女，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

束胸可能导致传染肺病、流毒骨髓，造成弱国灭种的祸患，因此呼吁女同胞“保护自然之发育，须以强国强种为人身之要图”。将“放乳”上升到了民族国家强盛的高度。

这大约是最早的女性“放乳”呼吁。

比较接近现代的女性着装样式，可能最早是在妓女身上出现，而后渐渐流行于一般时尚女性中：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吊高至一尺有余，夏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

在当下观念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着装，但在一个世纪前，它依然是人们眼中的“暴露服饰”。守旧派人士愤指最近社会上妇女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肌肉尽露、不成体统，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这种“淫服”。这也就是说，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天乳运动”

在顽固的保守力量面前，留学归来的张竞生大胆地为女性社会注入了新思想。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广东学者张竞生在1923年4月29日于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连梁启超、鲁迅等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为时两个多月的讨论，他受到了多数人的批评，但也从此声名远播。

张竞生所著《性史》与《爱的漩涡》书封

张竞生自己也以为是“反对束胸最力者”。他更提出，“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这让新旧思潮激战的中国为之一颤，一时间，大家闺秀们纷纷开始悄悄放胸，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天乳运动”。1926年，张竞生更公开出版《性史》一书，大谈“性的美好”。

在张竞生出版《性史》的同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第17届西画系采用裸体模特，并在画展公开这些“裸体淫画”，成为当年与《性史》齐名的“桃色新闻”。

正如鲁迅所说的“在中国改革是极难的，哪怕是要挪动一个火炉子的位置，也往往要流血”，更何况，张竞生所提倡的放乳，触及千年传统社会的性禁忌——在传统观念里，性学跟淫秽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对于《性史》与刘海粟裸模事件，社会哗然、学界纷纷声讨的结果是，《性史》被禁，刘海粟也差点被当时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逮捕。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以超越时代的激进方式，强烈冲击了女性观念。据林语堂描述，《性史》开卖时盛况空前，“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

即便是《性史》被官方查禁后，坊间盗版翻印依然不计其数——人们一面义正词严地指责张竞生离经叛道，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好奇和天性，或公开或秘密地接受了《性史》的刺激。就在《性史》被禁后不久，《国民日报》的副刊也开始公开介绍起女性“曲线美”了。

名妓裸奔

《性史》出版的同一年，发端于广州的国民大革命，自南向北席卷中国。

到1927年初，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国民政府随之迁来，武汉一时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而一场得到新政权支持、甚至以官方力量强制的女性身心解放风潮，随之到来。

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就是裸体游行。

20天后，3月28日，蛇山南麓的阅马场热闹非凡，妇女协会宣传组走上街头演讲。她们现身说法，卷起裤腿，光着脚丫控诉缠足之苦。宣传组成员顾灵芝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和灵魂……”

说到激动处，她脱掉上衣，双手托着丰满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并热泪盈眶地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在妇女协会的号召下，妇女摆脱买卖婚姻，放脚剪发，反对束胸，提倡自由恋爱。

这场“裸奔”运动，对于国民政府的女性解放政策不无触动。

在1927年5月朱家骅代理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后，7月7日，他在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递交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要求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限三个月内，“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这一提案获得了通过。而后，广州政府甚至还特意为此成立了“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

束放的苦恼

然而，就像当初官方禁令不能阻止新思潮蔓延那样，它同样不能一蹴而就改变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固有观念。在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命令往往敌不过风俗：“千百年来这种束胸的陋习，一代一代传下来，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如今大有牢不可破之势。”

尤其在既开放又保守的广东，就像陈序经教授在《广东与中国》中所言，既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天乳运动启动容易，推行却难。

一位女性卫清芬后来回忆说，她自己由于身体发育得比较早，15岁的就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开始束胸。到了1927年，“禁止女子束胸案”颁布后，她大着胆子扔了束胸布。那时没胸罩，光着身子穿外衣，非常抢眼。被保守的公公看到，立马将她丈夫叫到正房里暴训一顿。于是，卫清芬才放了几天的天乳，又束了起来，上街时被女警察罚了50块大洋。

公公起初嘴还硬：“罚就罚，我还出不起这钱？”又有一天，一个妇女组织再一次上门来检查，发现她还束胸，又罚了50块大洋。这下，公公心疼起钱来，再也不过问儿媳束胸不束胸了。

其实，卫清芬一家的苦恼是当时千百家的缩影，束放之争也是千百年风气和一朝新政之间的博弈。

“义乳”先行者

坚决反对和坚定支持两端之外，更多的女人是徘徊于束胸和放胸之间，这不仅是社会思潮新旧交替间的特征，还有现实的阻碍因素：如何使女性在解除束胸后而又使两乳不下垂，这是天乳运动具备可实行性的关键。于是，在“种族强盛等”崇高命题之外，问题再次回到了女性内衣样式的革新上。

阮玲玉穿着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当时《北洋画报》第114期有一篇文章《小衫应如何改良》，这种小衫指的就是之前在妇女当中盛行的捆身马甲。作者绾香阁主则有针对性多了：“小衫本身并无废除的理由，因为它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们所要打倒的不是它，是‘压乳’的行为。”这种意见，比之简单激进的“天乳运动”要合理不少。

据当时的媒体调查，当时乡间妇女束胸或穿小背心的只占少数；而城市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妇女束胸穿背心的约居99%。因此改革女性内衣势在必行。

1927 年8 月到10月间，《北洋画报》连续刊登了西洋女性抹胸图片四幅，对西洋胸衣构造进行详解，显示西洋抹胸既可保护身体发育又有美观效果。也是在这个时候，乳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人称之为“义乳”。

以出演《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蜚声影坛的阮玲玉，是民国时期最耀眼的明星，她精湛的演技，迷茫的美丽让影迷为之疯狂。她身着旗袍，风姿绰约，风情万种，给后人留下了惊艳的一个瞬间。她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阮玲玉正是利用这种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而西式胸罩随之风行中国，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改良中式内衣，为20 世纪30 年代女性乳罩的引进推广奠定了基础，经过改造的女性内衣能兜合乳部，不束亦不松。这对“天乳运动”在1930年代的顺利推行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后，放乳逐渐由最初的自我解放，变成了一种时尚。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袒胸露臂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春江女子感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筒袜，袒胸露臂若为情。”恰当地记录了这样的服饰风尚潮流。

此时，袒露装早已不再有20世纪20年代政府禁止的遭遇，女人要想出众，穿着奇装异服、袒露装，在大街上回头率最高。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影的传播，美国好莱坞魅力，也开始在中国大城市显示出它的影响，追求时尚的年轻女孩以好莱坞影星为榜样，刻意模仿，甚至会穿上袒胸露背装，将肌肤与内衣展示在世人面前。

或许正是从那是起，西方文化的传入，才有了现在女孩子们漂亮吸人眼球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