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9-10编辑:梓岚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
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
最后,红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