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李宗仁：从另类“兄弟情”到战场上你死我活的生死冤家

蒋介石和李宗仁，曾几何时，信誓旦旦，义结兄弟，可是，好景不长，便反目成仇，成为生死冤家。蒋介石经历了众多的派系纷争，而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则是与之角逐时间最长、对之打击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是李宗仁的政治克星，而李宗仁则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二人的恩怨，演绎了一段另类“兄弟”情。

结拜把兄弟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中山舰事件”尘埃初定，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地步。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离职去了国外，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狠”。其后我在广州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作“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不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择日兴师北伐。这期间，蒋、李二人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蒋介石对他也热情慷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竟主动拨给步枪一千支、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并由军事委员会拨款二十万元。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坚持要擢升白崇禧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所有这些，确实让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官兵感动，以为蒋介石毫无畛域之见，是可以共事相处的。

生死冤家

在“清党”“讨汉”“北伐”等诸多事件中，李宗仁的桂系武装日渐坐大，这其中的险恶，蒋介石不是没有警觉，而最使他寒心的是，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武汉的威胁时，李宗仁却装出很不理解的样子，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從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

武汉方面已将军事主力从河南撤回，东征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蒋介石所能支配的军队，说来虽有十几个军，可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只有一军和七军，其余的多是杂牌军，一旦枪响，这些杂牌军会不战而退。蒋介石不愧为权力场中的混家子，能屈能伸，他亲自来到七军军部，再次请求李宗仁予以帮助，可是，李宗仁照样唱着高调，拒不予以援手。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自此，他和李宗仁及桂系结怨日深，终于难以消解。

恰在此时，军阀孙传芳在张作霖的配合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津浦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四十军，反攻徐州，以期扭转颓势。不料，兵败如山倒，徐州不仅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复陷敌手。

蒋介石回到南京，本想喘口气，舒张一下筋骨，再去和孙传芳算账，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军，兵分三路，呼啸而来。蒋介石真的惹了大麻烦，外要抵御军阀孙传芳，内要对付东征讨蒋军，他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住。他只得再三地向李宗仁求援，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分上，拉他一把。

李宗仁可不买他的账，一方面致电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开表示呼应其倡议，“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武汉方面的唐生智，表示“只欲反共，予愿已足”，并婉转批评蒋介石“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汪精卫“七一五”事变后，李宗仁便领衔代表南京方面发出通电，表示愿与武汉合作。

蒋介石自知地位难保，不过，他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他知道自己的进退，已经掌握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手中，于是，便有意向李、白试探说：“武汉不依不饶，我也想趁此休息一下。”他满以为会听到挽留的话语，没想到，白崇禧冷冰冰地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

“健生的话太直率了，这样的事嘛，还是请总司令自决出处。”李宗仁清楚现在自己之所以举足轻重，说穿了，还不是手握重兵，处此形势逆转的关键时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当日，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民国史上第一次出现蒋去李来之局，李宗仁初获胜利，蒋介石则铩羽而归。

蒋介石下野不过三个月，李宗仁便支撑不住了，沸沸扬扬的逼蒋下野，不得不草草收场。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继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进而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蒋介石在借用桂系力量统一北方后，便感到非嫡系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咄咄逼人之势，而李宗仁的桂系，更令他每每想起都要为之胆寒，既然其利用价值已尽，那就到了“卸磨杀驴”的时候了。1929年1月，早已酝酿的编遣会议鸣锣开张了。蒋介石心中的所谓“编遣”，说穿了，便是削藩、遣散，首当其冲者便是李宗仁的桂系。

斗争的结果是盛极一时的桂系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