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龚澎与刘文华的爱情传奇

60多年后，我们经过查询，证实刘文华与龚澎结婚并在一棵杨树上刻名字的村庄，就是八路军总部3次入驻的山西省武乡县东部的砖壁村。此地山谷中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村中，素有“砖壁天险”之称。

龚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后，担任周恩来副主席的外事秘书、外事组副组长和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工作繁忙而危险。皖南事变后，斗争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重庆市区共产党人的打击和迫害，龚澎等中共代表和工作人员都受到严密监视。

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叶剑英带领一大批干部和地下党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只留下少数骨干力量坚持斗争。当叶剑英撤离重庆时，留守的人员纷纷托他给自己的亲人带信，大家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如果发生意外，这就是最后的遗言。

在叶剑英带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信中，龚澎向刘文华诉说了在重庆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表示万一有一天自己被捕牺牲了，这封信就是向他的道别，并且希望他今后能够找到自己心爱的伴侣。

就在重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太行山也经历着日军残酷的“扫荡”。即使在战斗极其紧张的日子里，刘文华依然遵循着他们的约定，给龚澎寄来一封封粉红色的家书。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他还特意把那棵见证两个人爱情的小杨树的一片树叶，连同从树干上刻的字，用铅笔拓印的纸片，一起寄给了远在巴山蜀水的龚澎。

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龚澎收到了一张别致的明信片，刘文华在信中兴奋地讲述着在敌后的战斗与生活。他深情地告诉妻子，在敌后战斗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希望很快打败法西斯，见到胜利的曙光，就是他们相见的时候。

来自太行山的深情思念，给了龚澎巨大的温暖和鼓舞！

1942年，对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黑暗的岁月。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因受传染病的感染不幸病逝，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亲笔签名，以自己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同仁的名义，致函龚澎的母亲表示慰问；又给龚澎写了亲笔信：“只有把我们的多颗赤诚的心带给你，伸出手来握您。”

当龚镇洲的追悼会在桂林举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发去唁电，蒋介石撰写挽联，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了龚澎父亲的功绩，并撰写碑文。

就在龚澎沉浸在失去父亲的伤痛之中时，又一个沉重的打击降临到她的头上。

一连几个月，龚澎没有接到刘文华从太行寄来的信件了，前线又传来惊人的消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

一种不祥的预兆萦绕在她的心头，她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她盼望着远方的亲人一切平安啊！

一天，龚澎接到从太行山寄来的一封信，她高兴地打开，却是《新华日报》社（华北版）社长何云夫人吴青写来的，告诉她何云遭到敌人的袭击，英勇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新华日报》社47位新闻工作者。

吴青在信中说：“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

龚澎拿着吴青的信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希望能得到一点安慰。听到龚澎的询问，周恩来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望着窗外，久久地没有说话——

原来，周恩来已经得知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因为龚澎的父亲刚刚去世，怕她经受不住再次打击，便将消息压下了。当初，周恩来获悉龚澎新婚离别时，曾歉意地说：“真对不起，把你们夫妻拆开了。”后来，他一直向八路军总部提出调刘文华来重庆，终因前线工作需要，加之路途遥远，没能实现。

不久，龚澎看到了刘文华牺牲前写给她的遗书。她没有想到，当年太行山砖壁村的分离，竟然是永远的诀别！

1942年12月7日，龚澎在《新华日报》重庆版发表了《悼文华》，文章写道：“我痛哭！我不忍回忆！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做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11月29日的深夜，重庆红岩村的办公室里，龚澎在写给命运相同的好友吴青的长信中写道：“人的生死既不单纯由自己主观决定，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和他相处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使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的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想起太行山上那棵刻有爱情见证的杨树，龚澎写道：“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等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龚澎将所有的悲痛凝聚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战斗中去，在红岩村顶层东侧的小阁楼上，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门厅里，龚澎利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文章翻译成英文，直到病倒住进了医院。

在她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封刘文华从太行山前线寄来的粉红色的战地情书……

讲到这里，乔松都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

刘文华牺牲真相

我们在北京一座普通的楼寓里，见到年已88岁的老人沈少星将军。

沈老多年从事情报工作，有着惊人记忆，他的讲述，进一步揭开了我们对刘文华牺牲时的许多疑问。

1951年6月底，周恩来亲自点“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赴朝前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场持久的谈判进行的非常艰苦，谈判期间，周总理特地安排龚澎到朝鲜开城松岳山麓探亲。

1952年，沈少星做为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代表团参谋处长来到朝鲜开城，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龚澎。沈少星与龚澎提起刘文华，龚澎惊讶地拉住沈少星，急切地问：“你怎么知道刘文华？”

沈少星的讲述，把龚澎的思绪带到了难忘的太行山上——

龚澎和刘文华分别的第二年，八路军前方总部成立情报处，由左权副参谋长担任情报处长，调刘文华负责晋中情报站工作，沈少星从129师调到晋中情报站任干事。

1942年5月，日军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八路军前方总部被敌人围困，遭受巨大损失，左权副参谋长、何云社长等壮烈牺牲。

6月底，刘文华和沈少星等一行人赶往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在返回晋中情报站的途中，与日军遭遇。这时，刘文华因为盲肠炎发作无药医治而腹疼难忍，沈少星等人就向老百姓借来一块门板做担架，找了两个老乡帮忙，准备送到临近的八路军战地医院治疗。

当走近一条公路时，刘文华的疼痛加剧，大家抬着担架钻进路旁农民看守庄稼的小窝棚里，透过窝棚的缝隙，可以看到日军在公路上不停地来回巡逻。这时，刘文华因疼痛几乎休克，他强忍着疼痛吃力地对沈少星交待着工作，并将遗嘱记录后转告龚澎：

我现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疼痛，倘若是在敌人的刑场上我一定忍受到最后一分钟。我相信党的三三制政策，我相信坐镇华北领导抗战的彭德怀同志，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呜呼痛哉！

在沈少星等人搀扶下，刘文华用尽最后的力气，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把随身的挎包交给沈少星。

刘文华牺牲了，当人们悲痛地取出他留下的挎包时，发现在随身用品中有一个自制的精致小像册，贴在第一页的是一个年轻女学生的照片，她脖子围着一条洁白的围巾，身后是一幅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龚澎在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挎包里还有一张发旧的贺卡，里面别着一缕龚澎的黑发，以及两封写有英文的短信，上面记述着龚澎在重庆时的见闻与感想。

虽然事情已经过10年，沈少星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了刘文华全部遗嘱的内容，仍能记住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龚澎感动至深，泪如雨下。

在朝鲜开城，龚澎不仅得到了刘文华牺牲的真相，而且收获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女儿乔松都。这个名字取自开城的别称：开城松岳山上松林茂密，因此被称为“松都”。多年以后，乔松都前去拜访沈老，沈少星说：“我很早就认识你啦！”指的就是在开城的这件事。

松都大姐是在名人的家庭中长大的，但是父母却告诫她要有平常人的心态，过平民化的生活，当我们一起回顾前辈的历史时，她万分感慨地说：“他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正是有了这种理想，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

龚澎在《悼文华》一文中写道：“我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生活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那里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斗的同志们，老乡们。”

在邯郸市中心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刘文华烈士，墓碑碑文为：

刘文华同志，北京市人，生于1913年。幼小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留学德国专学机械工程，在德国八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即启程返国，1938年赴八路军总部任朱德总司令之秘书。1941年刘文华同志奉命到晋中工作，因任务艰巨，积劳成疾诊治无效，不幸于1942年6月30日返总部途中病逝，时年30岁。

松都大姐说：她经常听母亲说起太行山，每当这时，她的眼睛里就流露出兴奋而充满激情的光芒来。这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情怀，这是她对往事的珍藏，也是她对生命的思考。

松都大姐告诉我们：待到春暖花开时，她要到邯郸来，到太行山来，因为，那里有母亲的梦想，有母亲的情爱，她要沿着母亲走过的足迹，让理想的光芒，在自己的生命里延续，在我们的社会中闪烁。

应我们之约，松都大姐健笔写下两幅赠言：“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永存！”“向往太行怀念老区人民！”

太行山，我们愿同她一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