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孙中山和他的“湖南朋友圈”

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束了千年封建帝制，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孙中山有很多朋友，其中以湖南朋友圈为最。孙中山一生未到过湖南，但对湖南人却有着极高的评价。对湘籍志士，他曾这样评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梳理孙中山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与湖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人生许多关键的节点，都有湖南人的身影。创造“孙中山”这个名字的章士钊、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兴、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蒋翊武、在长时间摇摆后紧紧跟随孙中山的谭延闿……他们都是湖南人。

孙中山的爱国情怀、革命思想影响着湖南人，也在湖南人的支持和追随下，将革命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一起回望孙中山与“湖南朋友圈”的那些故事。

“孙中山”名字的来由

1903年，长沙人章士钊获得一本名叫《三十三年落花梦》的书。此书是孙中山好友宫崎寅藏所著，讲述了孙中山过往的革命活动。当时，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捕，在日本的孙中山给自己取名“中山樵”，以“中山”为姓，以“樵”为名。

章士钊决定翻译、推介此书，并将书名定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但在翻译过程中，章士钊却“贸贸然”地创造了一个名字。他将孙逸仙在中国的孙姓与日本的中山姓连在一起，译成了“孙中山”。

令人未想到的是，书出版后，反响热烈，“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孙中山”的名字家喻户晓。自此这个名字伴随孙中山一生。

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饶怀明说：“这本书的出版初步确定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5年7月19日，39岁的孙中山来到日本，受到留学生的热烈欢迎。根据宫崎寅藏的回忆，此行孙中山的目的很明确，即组织一个新的联合革命团体。孙中山急需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找到优秀的革命伙伴，宫崎寅藏向孙中山推荐了长沙人黄兴。此时，黄兴31岁。

在一家饭店，相差8岁的孙、黄二人一见如故，长谈2个多小时。在建立联合团体上取得共识后，两人举杯祝贺。不久后，孙中山前往20世纪支那社，与新化人陈天华、桃源人宋教仁见面，谈论革命大趋势，强调革命力量联络的重要性。

当时30岁的陈天华，正处于对清朝极度的失望中，苦闷彷徨，甚至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看到中国亡国的念头。在与孙中山见面后，陈天华精神为之一振，“似乎在漫漫黑夜中，找到了一点光明”。在一次由宋教仁主持的欢迎孙中山的大会上，陈天华盛赞孙中山为“四万万人民英雄中之英雄，中国英雄之英雄”。

7月底，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的筹备会。与会者70多人，其中湘籍志士达20余人。在这次大会上，衡山人唐群英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她也因此成为同盟会第一位、也是最年长的女会员。此后，因为表现出色，孙中山评价她是“民国的巾帼英雄”。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会上，黄兴提议，“察同人之意，总理一席，属意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宋教仁被任命为司法部检事。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权主持”。

黄兴撰写千余言为孙中山申辩

风潮中力挺权威

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黄兴扬长避短，工作各有侧重。

孙中山对世界大势、各国政情认识比较清楚，擅长民主革命理论的研究，善于与外国政界、财界打交道等，易取得华侨的支持。而黄兴则具有极强的军事才能，积极在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培养革命骨干。

自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内部曾出现两次反对孙中山的风潮，但黄兴都说服调解，维护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权威。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离开日本。离开之前，孙中山将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赠款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经费，其余用于筹划起义事宜。

这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以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担任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刘揆一是衡山人，他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召开会议。为此，张继同刘揆一在民报社编辑部互相揪打起来。

黄兴听闻后也坚决反对。他称，干革命是为党团和民众的生死问题，而不是为争个人名位，孙总理德高望重，希望革命走向成功。

两年后的秋天，陶成章再次向孙中山发难，与李燮和等人发表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诬告孙中山私吞华侨巨款。陶还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这引起了多人附和。

为此，黄兴极力抵制，他撰写的千余言，逐条为孙中山申辩，“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此次事件中，新化人谭人凤也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写信给陶成章，劝其顾全大局。

此后，黄兴还写信给孙中山称，陶成章虽然很强悍，但自己会全力抵制；另一方面，希望孙中山能够以一种大度的心态有所包容，这样会赢得众人的支持。

提出主张和具体方案并为此奔波

实业救国施展抱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2日，筹备起义的澧县人蒋翊武出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6天后，黄兴与宋教仁抵武昌，指挥汉口保卫战，后兵败，转往上海。留守的蒋翊武则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蒋翊武是唯一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人。

在得知国内情况后，孙中山在美国、英国、法国走访政要，希望外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给予政治、经济上的支持。

12月20日，各省代表会请黄兴尽快从上海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就在决定24日启程之际，黄兴接到孙中山的来电，得知孙不久将抵上海，便决定等孙中山来了再说。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第二日晚上，同盟会召开最高干部会议，会上孙中山与宋教仁产生了分歧。孙推崇总统制，而宋力主临时政府采用内阁制。第二日，会议继续召开，最终决定施行总统制。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但此时，已掌控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已将手伸向革命的果实，想方设法窃取。最终，在复杂的情绪中，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

“一方面，孙中山的辞职是迫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与革命内部的妥协潮流；一方面他又是自愿的，他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以达到’。”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陶用舒在《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一文中称，黄兴是无可奈何地将权力交给了袁世凯。

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后“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个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在辞职后的一年内，他发表关于民生主义实业救国的各类文稿67篇，关于实业的演说有44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的主张和具体方案。

黄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方针，提出了实业建国、教育救国、政党政治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奔波。

“无逸仙则无克强，无克强则无逸仙”

历久弥坚的革命友情

1912年，同盟会改组，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代行理事长一职。宋力推国民党组阁，来取代袁世凯。在利诱不成后，袁世凯动了杀机。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应声倒下。两天后，宋教仁医治无效去世。

原本以为袁世凯可“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的孙中山幡然醒悟，他意识到，袁世凯是革命党敌人，“非去袁不可”。

在上海，孙中山与黄兴、陈其美、谭人凤等骨干分子开会讨论政策。此次会上，孙中山与黄兴产生了分歧，孙主张武力讨袁，而黄兴则认为，“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主张由“法律解决”。

协商无果，无奈之下，黄兴赴南京，发动了讨伐袁世凯，但他认为，这不过是参加一场“不得已”而无法取胜的战斗。

此后，在重组中华革命党以及讨袁护国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再次发生严重分歧，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14年6月，黄兴离日赴美。

尽管两人理念不同，但孙与黄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辞行的宴会席间，孙中山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在旧金山，黄兴也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复：“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9月底，蔡锷送密信给黄兴。10月，黄兴托儿子黄一鸥送函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

在孙中山回复后，黄兴急回上海。根据孙科回忆，“他（黄兴）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

但遗憾的是，10月10日，不停奔波的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为国为友，悼伤百端”。亲为发丧，主持丧葬。

在章士钊看来，辛亥革命中孙、黄都是缺一不可的领袖人物，他称，“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

“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

谭延闿的追随

尽管孙中山一生没有到过湖南，但对湖南极为重视。1920年，孙中山对黄一鸥说，“湖南这个地方很要紧”，“由广东北伐，湖南首当要冲；湖南的动静关系到西南大局”。

曾任两广督军、后出任湖南督军的茶陵人谭延闿是孙中山想极力争取的人。孙中山多次写信给谭延闿，但谭不为所动。直到1922年，在参选湖南省长失败，对通过自治途径重主湘政失去最后一线希望后，谭有所动摇。

此时，有人向谭延闿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他诚心帮助孙中山，政治上才有前途。谭延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逐渐向革命靠拢，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当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时,谭延闿到码头迎接,并连续数周每天前往孙中山的寓所谈话,两人“过从几无虚日”。

经过接触,谭延闿感到孙中山的博大精深远非自己所能企及，认为“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谈及自己对孙中山认识的变化，谭延闿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

此后，谭延闿决定跟随孙中山，并被委派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由于出色的表现，孙中山对谭延闿特别器重，让他做过内政部长，又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3份遗嘱。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谭延闿得知孙中山病逝后，立即赶赴广州致祭，表示要遵循孙中山遗训，“努力奋斗，势必扫除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国内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