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沙俄谈判，最终抱病死于异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打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苍茫西逃西安，京城一片混乱。沙皇俄国除联合其他国家攻打北京外，还单独出兵，野蛮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到1900年10月底，俄军侵占东北全境，残酷杀害20余万中国百姓，对中国东北实行历时数年的军事占领。

随着谈判活动的展开，在善后的同时，如何处理更加复杂的东北问题，成了悬在清朝统治者头上的大事。

1900年10月，清政府命令黑龙江将军绰哈布和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在东北地方与俄军统帅交涉，分别接收东三省。增祺授以道员周冕全权，赴俄营商议。

周冕无德无才，到俄营后，即被俄国人胁制。11月16日，俄方迫使周冕擅自在事先拟订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之后，拿着章程，逼迫增祺画押。

这个章程规定，大清朝只得到一个盛京将军的虚名，其他的权力都归黑土地上的俄国佬。也就是说，按照这个章程，中国东北名义上属中国，但是实际上却成了俄国人的领地。

消息传开，举国大哗。清政府只得通电指责增祺与俄国擅订“暂约”，革职查办。

1901年1月1日，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正式选定户部左侍郎杨儒，去俄国交涉索还东三省。

杨儒临危受命，1月4日即带翻译陆征祥，深入沙俄这样的虎狼之国。前途未卜，两眼一摸黑，为了民族大义，只得咬牙前行。他前往俄国财政部，会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当杨儒问到交收东三省之事时，维特假惺惺表示不要中国寸土，同时却辩称清政府还没完全安定，拒绝撤军。

杨儒（1840年-1902年2月17日),字子通，清代铁岭人,隶汉军正黄旗。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十四年后任江苏镇海道道员，浙江温处道，安徽池太道，四品卿，驻美公使兼斯尼巴亚（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太常寺少卿，俄、奥、荷三国公使，工部右侍郎。

1月8日，杨儒在西方报端见到披露出来的“暂约”，不禁大吃一惊，急忙约见维特，探询和证实“暂约”。

维特爽快承认确有此事。杨儒情知“暂约”所订各款丧权辱国，当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所列各款决不会是清政府的本意。维特见杨儒不承认“暂约”，便凶相毕露地以武力相威胁。

杨儒也不示弱，表示清政府已做好准备，将给挑衅的人以迎头痛击。这次会晤不欢而散。

1月19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由黑海返回彼得堡，杨儒即前去会晤。

杨儒北后，是战乱破碎的国家，逃避一隅的政府，完全没有国际威信可言。杨儒却挺起中国人的脊梁，痛斥沙俄言而无信，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它所称保全中国主权的承诺，表面上交还东三省，实际上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正式向俄方声明：“暂约”系一已革职的官员订立，政府全不知情，实属擅行妄订，不能作数。

会晤中，杨儒得到确切情报：废止“暂约”的关键，取决于俄权倾一时的宠臣维特的态度。

1月23日杨儒再次约见维特，交涉废止“暂约”问题。维特则十分蛮横地坚持中国政府必须先批准暂约，然后再商议签订正式条约。杨儒坚持不懈，据理抗争，终于迫使维特做出让步，应允了废止“暂约”。

杨儒在21天内，先后八次分别约见维特、拉姆，口争舌辩，百般交涉，终于迫使俄方应允废止“暂约”。然而，开议正约的前途仍难预料。

2月9日，杨儒如约前往俄外交部，与拉姆会谈，商订有关正式谈判开始日期、条款内容及约稿文本等问题。杨儒再次声明了原则立场，即所订条约各款不得有损清政府兵权、利权、吏治之权。拉姆则含糊其辞，企图蒙混过关。

2月16日，杨儒拿到了俄方草拟的约稿。他一面仔细研究约稿内容，一面将约稿发回国内，指出该约稿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极多，请求政府给予指示。另一方面，杨儒又赴俄国外交部，约见拉姆，对约稿进行了批驳。

2月23日，杨儒会晤维特，探询这位俄廷宠臣对商改约稿的态度。维特则以出兵满洲威胁杨儒尽快签约，见杨儒不为所动，又以断绝外交关系相恐吓道：“贵国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即刻签约，或者与俄国决裂，以至兵戎相见。”通过这次会晤，杨儒从维特的强硬态度洞悉了俄国对中国东三省贼心不死。

3月12日，应俄方的召见，杨儒如期赴俄外交部会晤拉姆。在这次会晤中，俄方向杨儒呈递了最后约稿及限15日签字的最后通牒。

俄方出具的最后约稿，共十一条，虽在一些条款上稍作修改和让步，但仍试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杨儒在接到最后约稿的次日，致电清朝政府和李鸿章，乞速请旨裁夺示遵。

李鸿章对这个不准更改一字的约稿，认为：再稍作推敲，即可定议。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员，以及英、美等国竭力阻止签约。

清朝政府面对两难选择，拒签恐激俄怒，签约又恐各国效尤，不能果断决策，一切措置，都不得要领。

各方拉锯不下，杨儒也只能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在此期间，杨儒屡次约见俄国外交部，均以无暇辞绝，所送去的约稿商量改动之处，仍原封送回，不收不阅。杨儒日夜焦虑，心急如焚，竟于3月22日由俄外交部返回寓所途中，落马跌伤左腿。同日，李鸿章一份电报，把皮球踢给了杨儒：“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

在这种情况下，杨儒抱定宗旨：没有明令，决不签字。

3月25日，拉姆再次约见杨儒，此时俄方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中俄关系也日趋紧张。拉姆威胁说：“明日已到限期，我将去拜见沙皇陛下，如果杨先生再不签约，后果将难以预测。”杨儒不畏强权，严辞拒绝。

谈判结束后，杨儒离开俄国外交部，回到清政府使馆。时逢天寒地冻，年事已高的杨儒连日里与俄国人争吵，情绪激动，又因自己的政府软弱无能而极度郁闷。13场谈判下来，他疲惫之极，头晕眼花，下车时不慎滑跌倒地，摔昏过去，从此一病不起。

这次会晤，便成为杨儒与拉姆的最后一次交涉谈判。

3月26日，杨儒在病中收到由盛宣怀转发来的拒绝签字画押的政府决定。

清政府最终拒绝与沙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1902年2月20日，杨儒带着忧国忧民和壮志未酬的悲情，病逝于清政府驻沙俄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