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的仁政报告

大清王朝的仁政记录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一向这么认为。再来一百卷《鹿鼎记》、《康熙大帝》，再播一千集《雍正王朝》、《还珠格格》也改变不了我的印象。

对于大清王朝的“仁政”，我的认知来自清代人记录，当然是非官方记录，从清初的野史笔记到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扬州十日记》、《嘉定县乙酉纪事》，都是幸存者蘸着血泪写的清兵入关之初的屠城始末，伤心惨目惊千古。“康乾盛世”史无前例之惨烈的“文字狱”，桩桩件件也有迹可寻。康熙朝的庄廷拢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和方孝标《滇黔纪闻》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试题案、谢济世注《大学》案等;乾隆朝的王锡侯所编字典《字贯》案……剖棺戮尸、“瓜蔓抄”式的株连、雷厉风行地查禁焚毁图书，剖心挖肝似的删削编纂历代典籍，直欲箱天下亿万臣民之口。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而一度人狱的著名文人方荀有一篇《狱中杂记》，以亲身经历描写刑部狱政的黑暗，该是十分可信的。此翁受康、雍、乾三代皇帝的青睐，曾人值南书房（皇帝的政治秘书），官至礼部右侍郎。

至于后来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描绘文武官员之暴虐，诸如杀良民当强盗以邀功、严刑逼供草菅民命，虽系小说家言，亦绝非丑化现实的恶毒虚构。正是这些历历如绘的事件、场景，形成了本人关于大清朝仁政记录“不怎么样”的印象和观念。

不难想象，大清朝官方的报告书不会是这样的。朝廷宣恩示德的文告不会提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颂圣如仪的文武官员、邀宠求仕的文人学士，他们上的奏章、献的歌赋自然也不会触这种霉头。我曾猜想，这些官样文章和御用文章，一定是些空空洞洞、华而不实的套话、门面话——他们能堂堂正正地向天下昭告什么可以核査的东西呢？我的想法大谬不然。这是我读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后才意识到的。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即戊戌变法前两个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后期主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二十四篇，以期既“务本以正人心”，又“务通以开风气”。此书第二篇“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海内）臣民咸（都）怀忠良，以保国也”。这个《教忠》篇虽然是以张之洞个人的名义撰写的，但他进呈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御览后得到认可，朱批“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旨颁发各省，广为刊布，因此它可以看作是大清王朝昭告中外的仁政白皮书。

书曰：“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大清王朝是怎样爱护、保护、维护亿万人民群众利益的呢？良法善政，大清的恩情说不完，举其最大者，仁政就有15条之多：曰薄赋、曰宽民、曰救灾、曰惠工、曰恤商……报告书与历朝历代的政策相对比，言之凿凿，不由你对大清列祖列宗不心悦诚服。

以仁政之十“慎刑”为例，报告书写道：“自暴秦以后，刑法滥酷，两汉及隋，相去无几，宋稍和缓，明复严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一、无灭族之法；二、无肉刑；三、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刑部夹签声明请旨，大率从轻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夏日有热，审减刑之令，又减为三十二；六、老幼从宽；七、孤子留养；八、死罪系狱，不绝其嗣（当是指允许配偶探监同居）；九、军流（充军流放）徒犯，不过移徙远方，非如汉法令为城旦、鬼薪（做苦役），亦不比宋代流配（大海中的）沙门岛，额满则投之大海；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输织室、唐没掖庭（后宫）、明发教坊诸虐政……”

这些仁政并非撰稿人张之洞向壁捏造，皆不欺不诓有根有据，“具于《大清律》一书”。

大清王朝为保障臣民的基本人权，不仅制定了法律文书，严禁刑讯逼供之类执法犯法行为，而且还有一系列司法、行政程序规定和行政违纪处罚条例以及官员考核奖惩规章。诸如“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主管司法行政的刑部、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和主管纠察奏劾的御史台）会核”，若“失人死罪（罪不应死而拟死）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若“失出（应死而拟轻判）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级留用，十案以上始降调，仍声明请旨”。也就是说，宁可轻判十人，不可冤杀一个。这些都是有“历朝圣训”可供査阅的。

对天大地大不如大清朝恩情大的这般仁义德泽，“固当各抒忠爱”以报之。可是有些人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鼓吹邪说，拾洋人之牙慧，要效番邦之乱政，立什么“议院”，倡导什么“民权”，确实是毫无心肝！

怎么办，我们是相信稗官野史民间记录，还是相信总督大人代朝廷撰写的这份仁政白皮书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当时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张之洞的文稿所言是实，包括张之洞本人和光绪皇帝，否则，皇帝也不会主张变法维新了。那么，结论应当是：法律文书与官方训令这些纸面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承诺，往往是镜花水月，若把它们当作生活现实，当作表白什么的证词，不是自欺，就是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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