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著名的一桩奇案，发生在杭州府治下的余杭县。原本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因为有了慈禧的亲自干预，而变得非同一般起来。现在想来，这个案件还真的非同一般。

我们先把这个案件交代一下，再来看它背后的文章。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同治癸酉（1873年）科的举人；“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因为长得面貌白净秀气，身材轻盈苗条，又喜欢穿绿色的衣裳，系白色的围裙，故而被轻浮之人称作“小白菜”。

就在杨乃武中举的前一年，18岁的毕秀姑嫁给了余杭仓前镇附近的葛品连。葛品连是一名豆腐坊的伙计，当时的人对于这桩婚姻不免有一种鲜花插在牛粪上的遗憾。婚后不久，葛品连带着妻子租住到了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因为葛品连常常在豆腐作坊宿夜，毕秀姑又常请杨乃武教她识字、读书，外间遂流传开二人的闲言碎语。久而久之，葛品连也怀疑毕秀姑与杨乃武有奸情。于是，葛带着妻子次年就搬出了杨家，在县城另外找房子租住。同治十二年（1873年），就在杨乃武中举不久后，葛品连突然暴病身亡。其时适值天气较热，停尸到第二天的晚上，葛品连的尸体口鼻内有淡淡的血水流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口鼻流血必是中毒身亡，《水浒传》里的武松就此证明了兄长武大是被人谋杀的，葛品连的家人见状也大呼小叫起来。

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曾经强奸过毕秀姑，毕秀姑虽然忍气吞声但此后总是躲避着他，这让觊觎毕秀姑美色、总想占为己有的刘衙内好不郁闷。此刻，他趁机兴风作浪，唆使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去告官，称葛品连系被人毒死。在当时的仵作，也就是今天的验尸官沈祥草率验尸后，刘锡彤断定葛品连之死系毕秀姑下毒所致，于是对毕秀姑严刑逼供。可怜一朵娇柔的小白菜哪里受得住大刑伺候，屈打成招，伪供自己与杨乃武有奸情，合谋毒杀葛品连。

当杨乃武被传到余杭县衙大堂时，他还沉浸在中举的喜悦之中，丝毫没有想到飞来横祸。按照清朝尊重读书人的旧制，秀才、举人出庭应诉应该享受看座的待遇，并且不能施加刑讯。但刘锡彤一则在儿子的挑唆下，二则已经拿到了小白菜的单方供词，哪里还管这许多规矩。照样对杨举人严刑审讯。杨乃武可不比小白菜，知道事情的厉害，严词否认，但刘知县却仍以杨、毕通奸谋杀亲夫案上报杭州府。杭州知府陈鲁下令将一干人犯解押至杭州，仍旧对杨酷刑逼供，一连几堂，杨乃武被迫诬供自己曾将砒霜交给小白菜，嘱其杀夫。陈知府拿到供词以为万事大吉，遂上报浙江省。浙江省的最高长官浙江巡抚杨昌濬据此上报刑部。

在此期间，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妻子詹彩凤到处奔走营救。她们到省里喊冤告状，但杨巡抚不予理会，于是两个女人又二次上京告状。光绪元年（1875年），京城的言官给事中边宝泉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审讯。浙江籍的京官夏同善、汪树棠、张家骧等以及大学士兼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穌都主张重新审理。浙江地方士绅30多人也联名上票帖给都察院，认为此案不仅关系杨、毕两条人命，且关系到浙江读书人的面子。一个举人如果都不能依法保护自己，那浙江士人的斯文何在？多方的吁请居然惊动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她阅读了案宗后下令交刑部彻底根查。刑部得了懿旨岂敢怠慢，立即命浙江巡抚将全案人犯解京。

经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并重新开棺验尸，终于确定葛品连系因病暴亡，杨乃武与小白菜并未合谋下毒。冤案平反，杨乃武从此心灰意冷，出狱后以种桑养蚕为业；毕秀姑则割断红尘情愫，削发为尼，法名慧定。杨昌濬以下各审办官吏累计牵连300余人，均受到处分。这一历时两年多的奇案，后来被编成戏曲，在民间广为传播。

有一天，我在《清史稿》里读到杨昌濬的传记，突然发现了慈禧为什么对这么一桩刑事案件如此关注的原因，说到底，这粧刑事案件的背后其实还是一桩政治案件。

先来看看杨昌濬的来历。

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出身，因战功做到浙江巡抚。洪秀全太平军起来的时候，杨昌濬跟从湘军早期领袖之一的罗泽南办团练起家。同治元年，又跟从左宗棠人浙与太平军作战，大败太平军李世贤部，屡立战功。同治九年，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保荐下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地方大员。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杨昌濬不是湘军将领出身的巡抚，慈禧恐怕还未必对杨乃武案有如此的关心。因为同治、光绪年间，“长毛”既已平定，而在战争中迅速壮大的湘军势力，已经严重改变了清朝传统的权力结构，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湘军将领胡林翼就当上了湖北巡抚，成为湘军中第一个地方大吏。两年后，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并节制江南军务，他随即又保荐了湘系将领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担任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巡抚，这四省巡抚又保荐自己的部下充任布政使、按察使。当时的朝廷为了让他们全力对付洪秀全，请无不准。到同治三年（1864年），在全国8名总督中，已有3名是湘系出身，他们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与湘军关系密切；在全国15名巡抚中有7名出自湘军或与湘军渊源颇深，至于担任府道一级的官员中湘军将领就更多了。

这是慈禧不得不担忧的。

这不仅是对祖制的破坏，更有威胁到满族统治的潜在危险。按照清初制度，多以汉军旗人出任督抚。汉军旗人是较早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清廷对他们比较放心，而且由他们出任督抚也可以缓解满汉矛盾。到了乾隆朝时，满族人统治既已稳固，于是一概任用满族人为督抚，以维护统治民族的特殊地位。嘉庆、道光两朝基本沿袭乾隆朝制度。

但这一切到了咸丰朝太平天国起事后，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汉族官员的作用无可替代，督抚重职也只得向汉人开放了。开放是开放了，但放心仍旧是不放心的。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率领刚刚练成的湘军一战攻克武昌，这是清政府对太平军作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满族的首席军机大臣就从旁提醒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听后，“默然变色久之”，立即收回了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成命，只赏了他一个兵部侍郎衔。

应该说满族统治者对汉人掌权实在是出于被动，并且一向有所防范的。事实上，湘军将领也曾有过不臣的念头，太平天国刚刚被平定后，朝廷下诏要曾国藩和湘军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人为此极为不满，在玄武湖开会，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彭玉麟更是直露地手写12个字给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但由于曾国藩以道统为任，抱定“终身委曲为官”的宗旨，才没有酿成激变。

慈禧当政后，面对一大批因军功得官的湘系将领，如何处置委实是一道难题。要想像汉高祖、明太祖那般“烹走狗”，此时的清朝实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实力，弄不好还会物极必反。借杨乃武、小白菜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不露山不显水地削除湘军势力，正是一个好机会，而且浙江也正好是湘系力量相对集中的省份。于是杨昌濬等浙江300多名官吏终于尝到了苦头，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人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甚至有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了事。

作为湘军的领袖，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也看到了朝廷的态度，他连忙配合着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他也不得不自削党羽了。

慈禧的政治手腕终于使她顺利地排除了军人政治对传统文官政治的冲占，而她的继任者就没有这么大本事了，于是袁世凯终于得势。

当然，杨乃武、小白菜们是不会想到这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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