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之死与袁世凯告密真相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离开了人间。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光绪临终病情

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让我们看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年光绪病情档案是如何记载的吧。

光绪37岁时写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20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光绪的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壮年夭亡的直接原因。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人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川宾等三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人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不清。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光绪怀着满腔的怨恨与世长辞了。

近些年来，经医学专家对光绪的头发进行分析检验，已确定光绪临死时体内有超量的砒霜，为砒霜中毒而亡，但究竟是如何中毒而死的，尚待进一步的史料挖掘。

帝后之争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的深夜，同治皇帝因为患天花病突然去世。临终没有留下由谁来继位的遗命，而国家又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在第二天召开大政会议，讨论究竟由谁来继位，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4岁的载滟，人宫来继承皇帝大位。载沏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僖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没有留下儿子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想找个儿皇帝，创造再次垂帘听政的机会。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4岁的载滟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光绪虽然当了皇帝，是一国之君，但是自从他人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烦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主选的，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在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而且性格懦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珍妃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显得较为轻松的时光。

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重创：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活到此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10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光绪也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害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心情抑郁，病情日益加重，体质直线下降。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相传她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了。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以后，精神就更加崩溃了，旧病复发，日趋严重，再也无法康复。

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得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看来，民间传说是慈禧把光绪害死的，并非全无道理。

传统说法留下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戊戌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一个谜：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

以上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又一个谜：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面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人座，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却何其拖沓、糊涂？

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作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他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提出了杀荣禄、调兵人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发生像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与荣禄的谈话，而荣禄只是把他留在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对袁世凯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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