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夹缝中的悲情英雄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翻开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是最绕不过去的人物之一，又是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身处危机四伏、矛盾深重的时代，他的性格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矛盾性和多样性。

血性与忠诚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同他一样，许多人也都只看到李鸿章中年之后的窝窝囊囊，而不知道他年少时的血性喷张。李鸿章以书生带兵，留下的是“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他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曾因恩师曾国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脱离曾府，也曾因常胜军统领戈登不服管治而力除其军权。

但这样一种血性，慢慢地就被恩师曾国藩以儒学精神化解和消磨了。而曾国藩的利器只有一个字：“诚”。

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最为典型的是有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怎样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不管洋人说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就是说大话,先声夺人的意思)。曾国藩沉默了很久说依我看来，还是在于一个‘诚’字。诚能动人，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也一定会受感化的。”李鸿章顿表衷心接受，此后严加奉行。

如果说血性意味着对于自我、自身个性的忠诚，是“第一种忠诚”的话，那么曾国藩所说的“诚”，更多地意味着对于朝廷、群体和他人的忠诚,不妨视为“第二种忠诚”。李鸿章对清廷的忠心耿耿，自不待言；他还特别讲义气，“李一生中对于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英国学者福尔索姆语）；而对于洋人，李鸿章仍然是“诚”字当先。

例如，李鸿章在任北洋大臣时，一位德国海军将领到访天津，邀请他参观军舰，李鸿章欣然同意。不巧参观那天刮大风，海上航行不便，那位将领就建议取消约会。不料李鸿章为显诚意，毅然只带一名翻译登上小艇到达德舰，令那位德国将领感动不已。李鸿章的种种表现曾获得西方列强的广泛赞扬，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名将、后来曾任总统的格兰特对李鸿章更是惺惺相惜，称他为“远东第一名相”。

在李鸿章身上,随着“第二种忠诚”取代了“第一种忠诚”，他逐渐丧失了血性和个性，成为庞大的政治机器上的一个忠实的零件，尽管这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零件。他是一个曰薄西山的帝国谨小慎微的看门人；而在列强眼里，他诚信、可靠，甚至有几分迂腐一这样“温柔敦厚”的对手夫复何求？

重任与琐屑

李鸿章是有大抱负的，他曾留下这样的雄奇诗句：“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讴。”“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现在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其中充溢的豪情壮志所感染。可以说，这样的诗句放到龚自珍、李贺甚至李白的集子里，也毫不逊色。

李鸿章又是敢于担当的，福尔索姆指出：“鉴于大多数中国官员逃避责任，李似乎是追求责任，他从不逃避不愉快的任务，并总能指望他采取主动。”从青年时代的投笔从戎，一直到年近半百之际接替曾国藩主持晚清对外军事、外交和经济大政，李鸿章每每“于危难之时显身手”，这显然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强大内驱力使然。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一名外国记者告诉李鸿章，普遍认为在中国他是唯一能对付这种局面的人，他回答说：“我相信自己。”当仁不让之意溢于言表。

树大招风，李鸿章还要时刻面对官场的丨®乳和仕途的险恶，“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正是他的自我写照。李鸿章有度量、有涵养，拥有比一般的封建官吏更为饱满、更为充沛的政治情怀；同时他也深谙官场权术，有相当的政治手腕，尽管在宦海中几度沉浮，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倒翁”。

蒋廷黻有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但李鸿章的精力和才华，也都消耗在那些繁复的事务性工作中去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体制的“制度性内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本身才干有余而见识不足。他一生做了无数的事，可那些最重要或最闪光的大事，却似乎都是别人做的。例如，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主要是曾国藩做的；开办重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事，主要是张之洞做的；收复新疆的事，则是左宗棠做的。有人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凡是只要阅读过李鸿章的奏稿、家书、朋僚信函达三十份以上的人，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李鸿章这个人实际上只具备典型的‘小公务员’素质……他的所有文稿几乎都表达出他非常在乎具体事件的拉杂算计和工于小心计，始终透出了一种对上和对外的个人猥琐人格气质。”话虽说得刻薄，但恰好是梁启超所谓“有才气而无学识”的注脚，也是对李鸿章本人巨大抱负和高昂责任感的强烈反讽。

改造与裱糊

李鸿章自有其因循守旧的一面，但他绝不是腐儒，他趋新求变，虚心向洋人学习，积极操办洋务，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之一。在推动中国经济与外交的近代化过程中，他既有想法，更有办法，是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

曾国藩评价李鸿章“才大心细”，恰好可以用来形容他在对待西方文化上的双重性。在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李鸿章敢于拿来，敢于创新，显示了“才大”的特点；在政治方面则显示了“心细”的特点，比较保守。

李鸿章一向是西方器物文明的崇拜者，直到自己的风烛残年，才意识到西方制度文明的重要性，但此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况且，即便他倾慕西方政治，他所能接受的极限也不过是半吊子的君主立宪而已。如果我们把对一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分为革命、改革、改良、修补等四种层次的话，那么他所认同的只比修补高一点，还没达到改良的层次。

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既不能，也不愿，更不敢。

李鸿章这艘航船曾迎着朝阳，豪情万丈地张开风帆，但在处处受制、时时碰壁后，只好满怀惆怅地驶向夕阳，留下了孤独而凄凉的背影……

但艰难的航程中，毕竟留下了他务实的脚印。美国人曾这样评价李鸿章的事功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艰难的航程中，更留下了太多的悲情。李鸿章生逢大清_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清廷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这样一个人物，一辈子在夹缝中生存，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中国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历来推举忍辱负重者，甚至超过了那些决绝抗争者，所以，李鸿章也由此贏得了后人的同情和敬重。

李鸿章去世后2个月，梁启超即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其中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句话，至今仍是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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