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灯之累：乾隆寰丘常雩礼祭祀的小题大做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京师和保定一带，数 月无雨。进入孟夏，天时更加亢旱，禾苗枯槁，农田需雨 更殷。当时年已七十二岁的乾隆帝弘历决定按照定例，亲自祭天祈雨，择定四月初六日举行常雩礼于園丘。

从乾隆朝《起居注册》看，弘历从祭前三天即四月初三日起，先到紫禁城内的斋宫斋戒两天。祭前一日寅刻， 弘历着常服，到太和殿阅看书写常雩祝文的祝版；巳刻， 弘历离开紫禁城，出午门，经正阳门到达天坛的斋宫；当 晚住布斋宫。初六日寅刻，弘历出斋宫，到園丘行常雩礼。礼成以后，弘历到圆明园住了两天，初八日回紫禁城。

乾隆震怒

这次常雩礼，尽管祭前几天就由礼部、工部、乐部、 太常寺等有关衙署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举行常雩礼时的种 种繁缛礼仪也均按礼制规定逐一进行，仍然有三件事，使 弘历十分恼火。

第一件，雩坛祝版上有的字笔画模糊，缮写得不够规整，他不满；

第二件，他离开天坛斋宫到園丘行礼，于具服台更衣时，发现“更衣幄次所设坐褥亦不整齐”，他又不满；

第三件，他“行礼时，见坛内悬挂天灯仅二盏”，而不是三盏，他更不满。

因此，弘历离开天坛到达圆明园后的当天，立即谕令内阁查办与这三件事有关的人员。

宫员受惩

弘历为什么动了这么大的肝火呢？他在礼成后当天的 上谕里，讲了这样一番道理：

“常雩大典，朕亲诣行礼，.凡在坛执事诸臣 胥应共矢恪恭坛内一切礼器，于朕未经斋宿之 先，礼部、工部、太常寺堂官预行派员周视，均 宜敬谨安设。诚以敬天大典，小心昭事之忱，小 大臣工所当共凜。……郊坛典礼朕亲诣行礼，尚 如此草率不敬，若遣官恭代，更不可问矣。其罪 甚大，非寻常错误仅止交部议处者可比。”

经过一番了解追究，弘历在同一上谕里对有关人员一一给 以处分。

他首先指出工部堂官罗源汉等人的错误，说他们“近 因福隆安患病，精神不能周到，遂各委蛇袖手，而派出司 员等亦俱怠忽从事，以致种种玩误，不可不严示惩儆'

结果工部尚书罗源汉、侍郎诺穆亲、兼管太常寺事务礼部尚书德保、侍郎德明，“俱著革去顶带花翎，仍革职，从宽 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

福隆安当时是满籍工部尚书，确实因病未能照常视 事，因此没有被免职，但仍“罚其公俸十年”。

受处分最重的是工部侍郎徐绩，被革职，贬到新疆。 他本来当过巡抚，因获咎，复用为侍郎。弘历说他充当侍郎后，“并不实心奉职，其罪更重。”结果被革职，令自备资 斧，前往新疆和阗，接替达尔吉善的工作。

另有两名工部官员，一是署理工部侍郎不久又兼户、兵两部事务的曹文植，二是祭前一日才兼署工部侍郎的福长安，弘历认为两人也“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同 时要曹文植不必再兼署工部侍郎事务。

礼部尚书曹秀先、礼部侍郎达替庄存与钱载、，太常寺 卿肃善洞阿、倪承宽、少卿扎郎阿、孙士毅，也都受到 “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弘历指责他们：“礼部、太常寺堂 官专f]典礼，乃以预备天灯等项系工部承办，漠不关心， 不过照例站班，置身事外，均失人臣敬事之义。”

对专司悬挂天灯、铺设更衣幄次坐褥的工部司员，弘历谕“查明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对祭前工部派往圜 丘査验准备工作的司员，弘历也下令一一查明议处，“以示惩儆'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弘历又一次阐述说：

“夫敬天所以勤民，龙见而雩，典礼尤重。 朕古稀之年，尚敬谨为民请命，乃大小诸臣疏怠 若此，不能以己化人，实益惭懑，不得不严加惩创，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事后查验

第二天，即四月七日，有关大臣及衙署对引起弘历大 动肝火的三件事一一进行查验，将査验结果及给予有关人 员的处分奏告弘历。

工部尚书、正在患病的福隆安在奏文中说，他已派员前往天坛，查明三座望灯台中的一座所以未悬天灯，是因 为灯杆上“所拴之绳稍偏，是以系放上下费力，不能即时悬挂。遂'将拴绳放下，收拾后即将天灯挂起，并无隔碍”。 

另一奏文中说：已查明“支搭更衣幄次之司员系郎中 萨涵泰、夏璇源、那沾、徐烺，即遵旨将该员革职，发往伊犁”。三天后，即初十日，弘历对四个人的处分又作了如下安排：“现在乌里雅苏台办事章京需员换班，著加恩即令萨涵泰前往更替。又伊勒图另折请派章京二员前往伊犁换班，即著那沾、徐痕前往更替。其夏璇源一员，亦著交 伊犁将军差遣委用，遇缺更换，毋需再请派员前往。#p#分页标题#e#

关于缮写雩坛祝版笔画模糊一事，有关衙署查明经办人员，提出惩处意见后，弘历于四月初九日降旨，指出祝文“系属清字，所有汉大学士稽璜、协办大学士尚书蔡 新，无庸议处。三宝、英廉、永贵俱著从宽，免其革任。所议降级之处，仍注册。余依议。”校阅这次常雩祝版的内 阁侍读吴麟，因为“未能将字画模糊之处校出，部议革 职”。四月十七日弘历降旨，说“该员承办翻译书籍尚系熟 手，著加恩赏给笔贴式，在翻书房行走。如果奋勉出力， 数年后该管大臣再行奏谕开复。”

余波小议

弘历在这次常雩礼后对一些事的处理，可谓雷厉迅 速，这固然是出于维护帝王尊严，出于表示对皇天上帝的尊崇，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办事效率高，但对个别官员的处分、任免，却也显出了某些不够周到处和颇费心机处。

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于这次常雩礼前两天，即四月初四日，就已奉旨随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等驰驿前往山东查办事件。四月初六日举行常雩礼前两天的筹备工作，他不可能全部参与，却也受到天灯之累，受到颇重的处分：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而受处分当时，他已在前往山东的路上。

四月初五日，因诺穆亲出差，弘历谕内阁：“福长安著 暂行兼署工部侍郎。”四月初六日行常雩礼后，福长安因天灯、支搭更衣幄次等事获咎，弘历因此于七日谕：著金简 哲行署理工部侍郎事务，俟诺穆亲回京，金简即毋庸署理到了八口，内阁奏到的上谕却又说：“工部侍郎现有金简署理，福长安不必兼署。”这实际上是免了福长安的兼职，而又不提“免”字，这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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