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为什么痴迷佛教？

在对内政的处理游刃有余以后，顺治开始把眼光放在外交方面，逐渐展开了和耶稣教士、佛教高僧的交往。

在顺治短暂的一生中，与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佛教高僧木陈忞茚溪森的关系甚为密切，思想上深受这些人的影响。

汤若望是一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天主教徒。早在明末他就升为耶稣会北京教区区长。在传教方式上他确有过人之处，但是一直迫于社会现实与当时形势的压力，汤若望并没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宣教变为现实。

顺治八年（1651年）四月的一天，一位宫女前来，急切地声称某亲王的郡主得了急症，请汤若望前去诊视。汤若望并不精于医道，便将一个十字架交给宫女，并告诉她将此物悬于患者胸前即可使病好转。

事隔不久，孝庄皇太后传谕请汤若望进宫，告诉他患者的真实身份是自己的亲侄孙女，也就是顺治的皇后。汤若望借此走进了皇宫的大门，孝庄皇太后觉得汤若望很神奇，能为清宫驱邪，带来好运，就认他为“义父”，顺治自然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

顺治亲政之初，对于知识的吸收如饥似渴，汤若望凭借广博的学识和“玛法”的特殊关系，随时出人宫廷，而且经常与皇帝共进饮食，宛如一家人。他在向顺治传授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循循善诱地灌输基督教的教义，汤若望意欲在皇帝还未定性的时候，将其训练成为一名笃诚的基督教徒。

而且由于汤若望自身地位的提高，也因为他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使得西方大批天主教士可以蜂拥而至，来到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并充分获得自由传教的权利。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本土宗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为任何宗教都具有显著的排他性，基赞教的到来，使中国佛教的尊崇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一些传教士很嚣张，想要基督教全面占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这是中国佛、道、儒三教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的。首先站出来回击基督教的是佛教禅宗的临济派僧人，而顺治也成为两种宗教激烈争夺的焦点。

顺治十年（1653年），北京地区的佛教徒聚资重修了毁于明嘉靖年间的城南郊海会寺，他们特意请来憨璞聪和尚主持新刹，形成天主教在北方地区的一支劲敌。海会寺坐落在皇宫至南苑的途中，为皇帝往来的必经之地。

第二年，顺治狩猎途中，偶然看见新寺落成，便进寺休息，并召憨璞聪谈话。憨璞聪是临济宗龙池派四世法师费隐容的法孙，又是木陈忞和尚的侄孙。他和木陈忞先后师承密云园悟（龙池派三世法师）禅师。憨璞聪能言善语，与顺治谈得非常融洽，顺治感觉就像突然遇到知音一样，便召他人宫，经常询问佛法大意。

从此，佛教也打开了清宫之门，而它的崛起仅仅比基督教晚一年多。顺治初见憨璞聪时，对佛教近乎茫然无知，后来在憨和尚的循循善诱之下，顺治对佛法大意几乎烂熟于心。而且憨璞聪又暗中结交了一班皇帝身边的太监，从此出入宫禁十分自由。

由此，佛教在清宫中逐渐抬头，越来越占据主要的位置。随着知识的积累，顺治已不再满足仅与憨和尚谈禅。顺治十四年 (1657年）十月初四日，憨璞聪被召入西苑万善殿，顺治仔细询问了当今佛界的宗门派别，并让他详细开列名单呈奏。

憨璞聪见时机成熟，便将茚溪森、木陈态、玄水杲等南方的名僧逐一列举到名单上。自此，临济宗的僧人们一批批来到北京，遍布宫内外大小寺宇。

儒家经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顺治初学佛教时就把孔孟老庄与佛学经典相比较。顺治小的时候出于对统治的需要，曾苦读儒书，但久而久之，孔孟学说虽然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但却无法从精神上使他得到真正的超脱。

在顺治看来，无论宮廷还是民间，都世道炎凉，而且人心淡漠，每个人几乎都是只顾自己，根本很少考虑别人。而且顺治的成长经历也非常地缺乏关爱，他幼年就遭到其他阿哥的欺辱，而且又时值朝纲混乱、天下争战频繁的时期，就连其亲生母亲对他也冷酷无情。而且，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弊端在他的时代，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他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逃避世事，一头钻进那些超然物外的言论中，以寻求心灵自我解脱的道路。

而深入到儒家经典的精髓后，顺治又感觉到儒学对于人类心灵净化的有限与无能，而当顺治大量接触了佛学理论后，反而觉得佛学更加彻底，于是转而投身佛门，完成了他人生历程上最后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这一切，也为中国社会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顺治潜心学佛，为皇宫内外的人们都作出了表率，使得当时的世风颇为一振。北京城里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的寺庙，原有寺庙内的香火骤然旺盛起来。江浙一带的拜佛修寺之风更是蔚为大观，寺庙的修建与僧人阶级的兴起，犹如雨后春笋般繁盛。中国上下燃起了熊熊的尚佛烈焰。

佛教的影响不仅是在民间，而且渐渐波及到了较为封闭的后宫。不但董鄂妃专心悟起禅道来，就连孝庄皇太后也几次派贴身侍卫到万善殿，与和尚们交流佛学的种种玄妙。

宫内太监宫女参禅拜佛者甚多，而和尚们也借此获得更多接触皇帝的机会，甚至不惜败坏“道品”，吹捧太监，以提高自身的价值。

佛界更是盛传顺治曾自作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说道：“吾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入帝王家？”顺治是否说过这话，有待考证，但这种说法很能说明顺治最后几年的思想状况。而在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感到人世间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就有了想要出家为僧的滑稽念头。

综观顺治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充满了自身抗争与注定信仰的种种矛盾，在这之中，他无所适从，摇摆不定，这是阶级和时代在他思想上最最真切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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