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背景

这些消息在九月初四日方传到京城，道光接到定海、镇海等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以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采取了紧急对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调动许多官员以应对英军的入侵。

他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江办理军务抵抗侵略者。但扬威将军奕经因攻战无方，计划不周，又懦弱无能，只一味迷信神灵，致使反攻宁波镇、定海均以失败告终。英军继续扩大战争，先后又攻陷乍浦、吴淞、宝山、上海、镇江等地。

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这时对于道光皇帝来说，鸦片战争的战局已不可收拾。战败已是无可挽回的事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一刻，配有七十四门大炮的英国军舰“臬华丽”号首先驶达南京港。此后数日，陆续又有英国侵略军的八十余艘舰船及四千五百余名步炮官兵，排列在南京观音山至下关一带的长江江面上。英国侵略者挟战胜者的余威，兵临南京城下。

当消息传到京城的时候，道光的心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想必是有许多的无奈和痛苦吧。

两年多断断续续的中英战争，道光是尽了力的，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派出去有七八个之多，另外还加上“靖逆”和“扬威”两大将军。但谋划多时，结局却始料不及，东南沿海的名城重镇大都在英军的炮火和洗劫面前，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道光为此焦急万分，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道光翻遍朝廷的人才簿子，从皇室宗亲到满朝的文臣武将， 实在找不出哪一个人可以派出去扭转败局。

各省的八旗绿营，既腐败透顶又为数寥寥，即使只是充人数都不敷调派。就在这种胜既无希望、败又不甘心的心态下，道光一贯主战的思想产生了动摇。

善于揣摸皇上心态的投降派们见道光口风松动，立刻找准时机，顺杆爬上，火上浇油。

在朝内，执掌朝廷中枢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本来对中英鸦片战争的军事事宜从不公开表态，这时也开始发表议论：战争打了三年，劳师縻饷，一点成果也没有得到，围剿的费用和求和（投降）的费用是一样的，而对中英双方造成的灾难却大不相同，所以应该考虑到小民的利益，罢兵求和，方为善策。

地方上主持军务的将帅们也纷纷上书，与穆彰阿内外呼应，两江总督牛鉴上奏折，向道光建议仿照乾降年间征缅甸罢兵讲和、允许通商进贡的先例，对英国也采取羁縻政策。

所谓輯縻，本来是封建统治者对藩属国家和边远地区采取的笼络、和解政策，现在却旧瓶装新酒，翻出了求和、投降的新意。

时在广州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也向道光报告，英军往来驰骋，不可抵敌，我军锐气全消，无法取胜，现在形势是战守 两难，望皇上洞察东南形势，采取委曲保全的政策。

就在内外压力之下，道光帝只好采取“羁縻”办法了，他派耆英为钦差大臣，伊里布、牛鉴、黄思彤为议和代表，到南京同璞鼎查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与英国政府的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13款，包括割让香港、赔款、开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等主要内容，在其后签订的另两个《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中，英国又从中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而此时的道光几次愤懑之至后，终于无可奈何，“传闻和局既定，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 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勿顿足长叹，旋人殿，以硃笔草草书一纸, 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令内侍往枢延，成之曰：‘俟穆彰阿入 直即以授之，并嘱其毋为祁尚藻所知。’盖即谕和诸臣押订约之廷谕也……宣宗之议和，实出于不得已，故于祁有所忌惮…… 祁既于鸦片战争以反对议和之忠臣著闻。”

这一历史记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光此时的矛盾心情和痛苦处境，他虽不自愿，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在历史上留下屈辱可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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