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 向慈禧摊牌要求还权

翁同穌离京之后，光绪帝必须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是这场变法运动能不能顺利展开的又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早在一八九七年末，已趋向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就想召见康有为，但由于受到当时恭亲王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

此时此刻，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光绪帝的这个意愿终于实现了。

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后的第六天，光绪召见了康有为。

在召见康有为的当天，光绪就开始采取措施贯彻变法策略。光绪采取的第一个做法就是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有“专折奏事” 的权力。

通过召见康有为，光绪帝进一步同维新派统一了思想认识，又共同议定了推行变法新政的具体方针、步骤和方式、方法，并摆脱了顽固势力的纠缠，使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通过“专折奏事”，在事实上获得了对变法维新具有决策性的参议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随着天气渐渐变暖，全国上下的变法热浪也不断高涨。

多年来试图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终于随着变法图强的滚滚潮流到达了历史舞台的最高点。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曰，光绪皇帝颁布标志着推行变法新政起点的《明定国是》诏始，到农历八月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宣布变法维新为非法时为止，前后经历了一百零三个日日夜夜。人们将这段时间称为“百日维新"。

在这一百余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八十多条有关改革的各种诏令，平均每天颁发约两条之多。最多的一天，即农历七月二十七日， 颁发了十一条维新谕旨。可见，这场变法维新的来势是何其迅猛。

光绪帝深切地感到，在当时的形势下，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积习已经严重地束缚了国家的发展，必须要维新，讲求时务；另一方面，光绪又看到，学习外国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仿照西方的制度改革国家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救国之路。

因此，光绪帝明诏推行的维新改革，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远远地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

光绪皇帝不仅大力提倡仿效外国在中国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商务、邮政业，编练陆海军和办学、译书等，还把这种改革扩展到农业、财政、思想舆论、社会风情、民政吏治以及政治规制等各个方面。

而裁撤绿营兵，废弃驿站，取缔八旗人的寄生制度等等，都是直接挑战其“祖制”的变革措施。

从整体来说，光绪皇帝推行的这些革新措施仍然是以吸取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商品流通方式和培养与此相应的新式人才为重心的，没有大刀阔斧地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

这固然与慈禧等顽固势力的牵制有关，也是由光绪当时的思想水平所决定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光绪帝在改变中国陈旧落后的面貌方面，做出了他最大的努力。

光绪皇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

但是，如果中国的历史能够沿着他所进行的这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改革实践的道路发展下去的话，必将给在挣扎中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以新的推动，产生他可能想象不到的社会变革。

光绪帝适应维新派的要求，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制订的这一整套维新改革措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并付诸实现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近代化蓝图。

在变法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全国上下，风气大开。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 “争言农商之学，争译农商之书”的新局面。

每当有改革的诏书颁布天下，有识之士都感激零泣，奔走相告、互相劝奋，给那些渴望祖国得到复兴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沉睡的神州大地，闪射出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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