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是怎样坐上皇位的？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20多天后， 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玟自己能主动做点儿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玟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 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玟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玟的生死，然而， 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玟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玟。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4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奄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玟，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贏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宇——“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 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 “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抵制朱棣呢？

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 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

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 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玟的“贤德”所致。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玟却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时 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 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

时人记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玟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见。

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 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玟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额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 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一简单的想法， 竟难如登天。

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接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士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 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抛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 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