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代皇帝对待贪官是什么态度？

已经在家闲得不耐烦的刘观，这时开始要求出来工作。经他的一番努力，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提拔他为云南按察使，还是他的老本行监察工作。但还未赴任出发，中央的任命又变了，改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现财政部副部长)。工作了只一年，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又调任左副都御史，回到了他的原单位。

刘观复职后，一切得心应手，工作干得不错。

永乐六年（公元 1408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成了正部级。

同年十二月，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频繁换官，而且都是要职，可见他在朱棣皇帝心目中的分量。

但这时刘观有些飘飘然，对自己要求开始不够严格。受贿行私，搞特殊，讲排场，坐轿超标，各种问题开始暴露。监国的皇太子发现了他这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事情反映到朱棣那儿，朱棣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让他不要太认真，朱棣就这样把事情压下了。

也是为了保护他，朱棣有意先调他出中央机关一段时间。适逢永乐八年（1410年）凉州羌族叛乱，朱棣便任命费献为都督、刘观为参赞军事，前去率师征讨。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刘观骄傲自满，把征讨视同儿戏，严重失职。朱棣一气之下，将刘观一捋到底，调回朝廷当了个一般吏员。

这次挫折不小。刘观在这个小吏员的岗位上一过就是5年，一直熬到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朱棣才重新启用他，并提拔让他重新做了左副都御史。

刘观看来做监察工作是个行家里手，一回到任上就崭露头角。很快朱棣又提他为左都御史，成了这个监察部门的一把手。这期间他除去做好中央监察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奉命督办通浚河漕，巡抚各地考察官吏，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通过对刘观的态度，可见朱棣在反贪贿以及管理保护使用官员上，除去有峻刑厉法的一面之外，与朱元璋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已有所区别。不过也正是这一区别，为刘观以后的更严重的坐罪埋下了伏笔。

朱棣去世前后，明初紧绷的反腐败之弦已经开始松了下来。

继任朱棣皇位的是仁宗朱高炽。过去由于朱棣对刘观的重视，朱高炽即位后（公元1425年），也对刘观高看一眼，除去让他继续主管监察部门之外，还让他兼任太子的老师（太子少保），并破天荒地同时给他开了两份俸禄，这在明朝时绝无仅有，可见仁宗对其之厚。

如此风光地被重用，这时的刘观开始忘乎所以，并有了拨弄是非、随便整人的毛病。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最高法院副院长）戈谦多次上书说事，仁宗嫌他说话啰唆不得要领感到厌烦，经常批评他。

这本是一件小事，戈谦作为一个部门副职，一见皇帝就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作为监察部长和太子老师的刘观，竟然落井下石，趁机偷偷发动他的下属十四道监察御史上书说戈谦的坏话。

从这以后人们彻底看清了刘观的人品，机关干部们开始鄙视他，认为他做人有点儿不地道，大家心照不宣地有意躲避他。

朱高炽这个皇帝与父亲朱棣以及爷爷朱元璋大不一样，“性甚仁恕谦卑”。这还不算，本来自己本事不大，他还有意要对父亲和爷爷所实行的反贪腐的政策进行改革修正，想自己另搞一套。

刚即位，就对刘观说了一些谦虚的话：我当皇帝经验不足，你们都是咱国的大臣，如我处事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就及时告诉我，我会及时改过的。

接着又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过来，对他们亮出了自己的执政态度：这几年国家法制开始乱了起来，官场纪律也有些松弛，这我是知道的。但现在有关部门报的所谓大案，都是舞文弄法妄加之罪。所以我考虑，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再三斟酌，执法部门不能对此疏忽，也不能宁当酷吏还不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凡审重要犯人，你们三人必须一块儿审理定案，如发现冤情，不管多复杂都要认真复查。

接下来，朱高炽又召刘观、大理寺卿虞谦，对他们说，“过去，你们执法部门都把诬陷人当做功劳，抓住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以诽镑论处，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还不让人家申怨解辩。最近，这种风气又开始出现。你们想想，治理国家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害怕谁还敢说话？不能再动辄就说是诽谤了。”政策进一步放宽。

杨士奇按照仁宗朱高炽的指示，立即拟好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今后凡是对官员贬滴、抄家、死刑，执法部门必须上报，如果多次上报都不能获准，你们就不能执行，这要成为定制。以后各执法机关一律不能再用鞭打的刑法，更不能用宫刑而让人绝后。除去谋反者之外，一律不能再牵连家人，另外凡是举报诽谤者一律不再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