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09-09编辑:小七
历史走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
同 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 赵烈文认为,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
嘉定十日、 扬州三屠,诸如此类,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 的关键,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是一把双刃剑。他预言,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
落 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连续的教训,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 始。它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知耻而后勇,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
清 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䜣的领导下,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侥幸地解决了困扰 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 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然 而,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 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 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落 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 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 拍。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扼杀了人才,窒碍了创新。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没 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
#p#分页标题#e#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 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1894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 均不将日本当回事。
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 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 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 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 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一看法不正与二十年前赵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吗?
谁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个人的觉醒,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这颗火星是那么顽强,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个人的觉醒,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国家 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觉自醒。但是,大清帝国的终结,在孙中山醒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注定。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 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 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 起。
维新失败,民族主义崛起,亚洲觉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定,都超出人们的预料。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 地在1906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回望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给 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更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共识。
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试图高歌猛进,但这个高歌,只是为帝制中国唱响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国由此“猛进”至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紫禁城的平静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国的平静。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
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
以上就是关于历史曾给大清留下一线生机,只可惜错过了的内容,本文摘自《中国通史(卷五)·明清》,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