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英国宣战道光皇帝是什么态度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1820年登上皇位。他虽智力平庸，却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他接手的是嘉庆留下的一个吏治败坏、百弊丛生的烂摊子。但他决计以先祖为楷模、以祖制为范式开创一个新局面。据说他生活俭朴、勤于朝政、注意吏治、敢用能臣。

这一切表明他确实试图有所作为。然而，清朝毕竟像千疮百孔的大厦，任道光如何修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朝摇摇欲倾之势。为对付此起彼伏的“变乱”和“劫盗”，道光帝确实费尽了心机。特别是为制服发生在南疆的叛乱，他历时7年，耗费1000多万两银子，动用了4万军队，才捕获张格尔，搞得他筋疲力尽。就其真实的想法来说，他希望不再出乱子，过一个祥和宁静的晚年。

但是他的这一用心并不为英国政府、鸦片贩子所了解、所接受。他们向中国不断倾销鸦片，不仅将中国弄得乌烟瘴气，士风、民风日趋败坏，而且还卷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腐蚀了清朝的将士。基于道德和财政的原因，也出于励精图治的使命感，道光坚持了严禁鸦片的政策，在鸦片贩销最猖獗的年代他派出了爱臣林则徐赴粤禁烟，由林推动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

虽然道光支持禁烟，但他并不赞成用武装来保证禁烟。与对手相反的是，英国鸦片贩子为保障鸦片利益，不惜动用武力，他们策动英国政府把用战争保卫非法贸易的团体意愿，变成了政府决策。

战争无情地到来了。即使在这个时候，道光帝跟他的先帝一样并不确切知道英夷来自何方，有何能耐，他们大批地涌向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但根据林则徐的奏报，他知道“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因此当他得知英军攻占定海、进逼镇海之时，向前线的伊里布发出了进剿的命令。

在道光眼里，除了中国有比英国更大的战争优势外，中国还掌握了陷敌于必败的法宝——中外贸易。中国开港贸易是对外国人的恩赐；外国人没有贸易，不从中国进口茶叶、大黄等物，将无以生存。一系列假设鼓励了道光帝，使道光在战争开始最初几个月感到战无不胜。

但道光还是希望能避免战争。当懿律在大沽口转递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提出要求昭雪伸冤，要求开埠通商时，他认为采取羁縻政策的时机到来了，于是有了要英人返棹南还，在广东与琦善交涉的指示。第一次和局出现了。

道光帝由剿转抚的深层原因，在其给伊里布的一段朱批中作了详尽的披露：“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

避免战争并不等于不能战争。道光帝至少在此时仍认为清军有用武力打败英军的能力。就在他命令琦善大沽口“抚夷”的同时，得知英军在奉天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稍后他也向在浙江主持军务的伊里布发过类似指令；9月16日的一份谕旨即说“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要伊里布探明占领舟山的英军的情况，“以为进攻之计”。

从第一个和局可以清楚地看到：“抚”是道光的策略。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蛮夷骚扰中原的事件不胜枚举，在绝大多数王朝统治期间都或长或短地遭遇过。身居“华夏中央”的文明人，对来自边陲或荒漠的“夷”“狄”，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抚，有时是战抚并用。这些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了作用。然而，当道光效法历史上的贤祖明君使用这些手段时，其效果却不那么灵验了。道光所遭遇的是文明比自己先进、国力比自己强大且有几百年殖民史的“英夷”。但道光并不知晓这些。

琦善还在天津时就感到与义律的谈判不会太好办，到穗后的几轮谈判证实了他的预感。义律在谈判桌上不断加码，使之无以应对。他只好把会谈的情况如实禀报道光。

踌躇满志只企盼琦善从广东传来好消息的道光帝，在得到琦善先后发来的奏折后，不禁圣颜大怒。他先前主抚是因为英夷情词恭顺，声言要昭雪伸冤，要乞大皇帝开恩。当道光帝得知英夷不满足于伸冤、通商，“乞恩”要求过甚时，他没有忘记还有剿的一手。1840年12月25日、30日，1841年1月6日，道光相继发出了“乘机攻剿”的命令；同时还令四川、湖南、贵州备兵4000人，听候琦善调遣。1月6日的谕令是斩钉截铁的：“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向该夷理论……朕志已定，绝无游移。”他还下令起用已被革职、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让他们协助琦善“妥为办理”。

道光发出这道上谕的第二天，英军首先发难，攻陷大角、沙角炮台；20天后，即1月27日消息传至道光，道光发出了全力攻剿的命令：“现在逆形显著，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尚有何情理可喻？……著（琦善）即督带将弁，奋力剿除，以图补救！”3月初，他得到广东巡抚怡良2月11日的奏折，说琦善在与英夷谈判中“私许香港”。他勃然大怒，令槛押琦善回京以重治其罪，派奕山、杨芳前赴广东，主持对英战事。#p#分页标题#e#

战争是综合力量的竞争。道光帝由抚转剿，是由于认为自己能战，有充分的战胜英国人的综合国力。他多次表露要再造平息张格尔叛乱那种辉煌。殊不知6万里以外的英国有着比中国更强的国力，不仅船坚炮利，有巩固的印度殖民地为据点，而且他们对中国在军事上的虚实和政治上的强弱早已了如指掌。

从巴麦尊决定对华战争那天起，殖民主义的英国政府就不曾有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谋划。强权在他们看来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他们在实际执行上表示的同意谈判、停战，只不过是调整战术、配备力量的策略手段。然而身处北京紫禁城的道光帝根本不懂这些。他的务战、求胜的上谕，导致了前线一位又一位统帅蒙骗他。认识与事实距离变得更大了。

虎门拒敌连战连败表明清军远不是英军的对手。琦善将此情况向道光奏报，道光竟认为是“妄称”、“谎报”，是用“危言”来“要挟”自己。他向广东方面派出皇侄奕山等人，这表明道光坚信清军之败绝非实力不敌英军，而是主帅个人的胆识、能力甚至道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