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袁世凯与张之洞

立宪改官制牵涉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使高层的政争日趋白热化。在瞿鸿禨与袁世凯、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政争之外，实际上满汉之争和中央集权已经愈演愈烈。

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击退”袁世凯的瞿鸿禨，仅仅半年之后，就又栽在奕劻、袁世凯手上，从“丁未政潮”中败下阵来。随后，清廷顺势将袁世凯明升暗降，内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调张之洞入京，出任军机大臣并管理学部，以为袁世凯的牵制。如此一来，清末新政以来两位公认的新政巨擘，均调入京师供职，地方再无与张、袁相匹敌的督抚大臣。清廷基本实现了几十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削藩”大业。

这时，袁世凯和张之洞虽然仍旧难免矛盾，但作为行政、外交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其在治国理政方面却颇多合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张之洞作为汉人大臣，面对亲贵日益当权的不利局面，自然产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于是，在币制改革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颇为一致，而与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矛盾颇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系立宪大计的国会开设年限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相同，竟与奕劻产生了颇大分歧，以致奕劻密奏慈禧，表达与汉臣截然不同的立场：“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

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惟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

这提示出，长久以来流传的奕劻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对袁言听计从的说法，实在小看了奕劻。同时，也说明此时在立宪问题上，满汉大臣已经产生了诸多分歧。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立宪开国会问题上逐渐步调一致，而对于亲贵弄权，必有所抵制，因而与亲贵的矛盾正在升级。以故，当袁世凯和张之洞以不同的方式黯然“离场”，亲贵弄权就再也难以遏制，大清国业已显现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国运也就愈难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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