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溥仪投日成立伪满的始作俑者

东陵盗案对逊清皇室的影响，从溥杰在日本写给溥仪的信中也能看出：“惊闻昭西陵及东陵事，总之处处国破家亡之际，凡百不如意事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在身一爱者，只以之做兴奋剂，观如此等刺激物，较之卧薪尝胆，尤为惊心动魄，谨识之心而已”⑧。这一事件显然激起了溥杰的“故国”之思，让他更加渴求“复国”。

当时国民政府刚刚建立，一方面其领袖都是革命党人，同清室没有渊源；另一方面国内战事频繁，实在无力顾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才派监察委员高友唐到北平，游说溥仪。溥仪回忆，蒋介石希望他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地方”。溥仪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亵渎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回绝了高友唐。

高友唐来访之事是有的，但和溥仪多年后回忆颇有出入，当时郑孝胥之子郑垂向日本人汇报的情况是，高友唐“向帝提出：对日本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皇帝以其德曾毅然予以拒绝，值此之际，如能迁居上海或北平之俄国公使馆，国民政府每月将向帝支付经费20000元。对此皇帝表示拒绝，并表示，时值当前内忧外患、形势紧张之际，中央无须顾念一介平民，应为全体国民的安居乐业而尽力”⑨。显然，到了最后关头，国民政府依旧无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非但没有“大义凛然”地“斥责”高友唐，还假装做了不投敌的许诺。

其实这个时候，溥仪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经不可更改，如庄士敦说的那样，有中国人“力图证明宣统帝去东北并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实际上“他们太自信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

溥仪被驱逐出宫后，完全脱离国民政府掌握，轻易被日本利用

如果1924年溥仪不被非法驱逐⑩，首先，他在宫内要遵守严格的规矩，不会被一心复辟的遗老们所包围，更不会让日本人有机会轻易接触到这位废帝；其次，有优待条件在，溥仪等人事实上也满足于和民国和平相处，在紫禁城中维持一个小朝廷，一旦没有了优待条件，溥仪成为一名“普通公民”，其恢复帝号的野心即油然而生；第三，若溥仪还在宫中，即使有东陵盗案的冲击，其在国民政府所派卫兵保护下，日本人想要将其劫走，也十分困难。冯玉祥贸然毁约，驱逐溥仪出宫，客观上确实方便了日本人利用溥仪。

另外，从时间上看，溥仪出关投靠日本前，国民政府阻拦不及，后来应当是吸取了教训，在1933年1月请段祺瑞“南下颐养”；1937年曲阜沦陷前，驻兖州的孙桐萱部奉命，连夜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接往武汉，以免被敌人利用。

注释

①沈亦云：《亦云回忆 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第211页；②李坤睿：《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③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65—265页；④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页；⑤（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⑥（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 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278页；⑦孙殿英逃脱审判的真实原因，可参考谌旭彬：《宋美龄受贿，拿了慈禧的夜明珠？》，短史记第547期；⑧赵雅丽：《宣统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致币原外务大臣电（1931年10月30日）》，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⑩有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合法性问题，可参考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ZB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