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是福还是祸

　　 首先，人口的膨胀，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引发清朝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因素。

　　一般而言，在清代，人均四亩地可以维持生活。而到1766年，人均土地降到3.52亩，1812年再降至2.19亩。大土地私有制在清代经上百年的发展至乾隆时期，已使土地占有很不平均，而人口的增45多更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化，激化了阶级矛盾。

　    第二，人口的膨胀，激化了民族矛盾

人口的剧增，使许多汉民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争夺生存空间，导致了民族间的冲突。

　　 第三，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租佃关系的变化。

     由宋代的“逃佃”到清代的“霸佃”，反映了人口增长与土地供不应求这一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宋代，“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末收获间，借代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一)“客[户]虽多而转徙不定。”《宋文鉴》卷106吕大钧《民议》)这就是说，在宋代佃农找到一个雇佣他的地主，找到一份土地耕种还不是一个困难的事。

   而清代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佃农相对土地来说已是供大于求，在这种状况下，地主往往要么增加租额，要么抽回土地，另行高租招佃，引起了佃农的“霸佃”斗争。此外“永佃制”、“押租制”的出现都反映了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紧张这一现象。

     第四，人口膨胀导致了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

人口增多，劳力过剩，使许多人被挤出固有的乡土沦为流民。这种流民与过去因躲避战乱和灾荒而背井离乡的流民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战乱平息后和灾荒年景过去后陆续回到土地上重建家园，而前者即使太平盛世和风调雨顺的年景也无家可归。他们分散于各车站、码头、运河口岸、城镇一隅，无依无靠。既不受宗族社会，也不受政府的保护和控制。为了得到集体保护，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秘密会社这样一种假亲属结构给他们提供保护和互助，因此帮会组织空前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