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白莲教起义的原因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乾隆三十九年（1774），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起事，清廷平定后，对秘密宗教进行了更为严厉的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河南巡抚徐绩破获混元教（白莲教一支），处死十四人，发边充军者三十一人。在被发配的教徒中，有一个名叫刘松的人，他在发配地甘肃与前来探望的徒弟刘之协“商复旧教”，将混元教改为三阳教，并将众多教徒送往刘松处秘密安顿。

　　乾隆五十九年（1794），刘松在发配地传教案发，刘之协及其所传徒弟宋之清、齐林等均在被通缉之列。刘之协因一起窃案牵连，前往河南抚沟，得到被通缉的消息后，立即潜逃。为了抓获刘之协，地方官株连无辜，导致民怨沸腾。面对清廷的暴行，白莲教首领决定发动起义。

　　湖北荆州一带为准备起义，制造刀枪，囤积粮食，缝制衣帽，后被当地官府察觉，只得在首领张正谟的率领下于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据守灌脑湾，以三百多支猎枪、六门土炮、和刀矛弓箭同前来搜捕的清军对抗。参加这次起义的群众多达二万余人，当地富户聂杰因不堪胥吏敲诈，也与张正谟共同举事。

　　张正谟、聂杰起事之后，湖北各地纷纷响应，“荆门则有熊道成、陈德本破当阳县，跨其城池；南则有杨子敖起来阳，谭贵起旗鼓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破竹山、保康；汉阳则有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宜昌则有林之华、覃起耀起长阳”。

　　是年九月，四川东乡、巴州及川东、川北各地亦相继举兵，“徐添德与弟添寿、王登廷、张泳、赵麻花起达州；王三槐、冷天禄、张子聪起东乡；罗其清、苟文明、鲜大川起巴州；通江则冉文俦、冉天元；太平则有龙绍周、唐大位、王国贤等”，这些举事队伍“大股数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数百人”。

　　同年十一月，陕西白莲教揭竿而起，“冯得仕踞安康之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岭；胡知和、廖明历、李九万起汝河、洞河”。于是，楚、川、陕三省白莲教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