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赏赐的“黄马褂”背后的玄机

外交观念产偏差

说到宝星，还有一则趣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来华。亨利亲王在西苑觐见光绪皇帝后，为感谢清廷对其一行的优礼，特赠上德皇授予的“黑鹰宝星”。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次日，光绪皇帝开展对等外交，由驻德公使吕海寰负责觐见德皇递交国电，同时准备回赠清朝最高等级即头等第一宝星。可是，此时，光绪帝却嫌总理衙门准备的宝星品相不佳，“金色黯淡”，打算干脆直接在外国新造。最后经人建言，才改在上海制造，由上海道蔡钧亲自办理。

（光绪帝）

在审定了宝星徽章设计的方案后，四月十五日，光绪帝又下令宝星“佩带”的颜色要“色用明黄”。要知道，黄色可是皇帝专用色，且这期间，总理衙门奏定的《宝星章程》规定，一等级宝星的佩带为金红色，并非明黄。于是，出于谨慎考虑，蔡钧再次请示，结果却遭到了光绪的严厉训斥。

事情到此，还没算完。光绪帝后来又违制要求嵌珠改用大颗，以示皇帝的“格外恩典”。遍查各类记载，清代皇帝为馈赠外国君主一份礼物（光绪帝等人就是把勋章也理解为礼物），从来都没有如此费心过。

事实上，光绪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外使觐见礼节的改革，其实是在努力调适清政府的对外观念。

因为长期以来，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都以“天朝”自居，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轰然崩塌，但这种“天朝”观念并没有瞬间消失。

受此影响，外交行为就引起了中外交涉中的许多争端，这对清朝对外打开局面、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支持和同情极为不利。

只是，从当时官方文书中将授勋写成“赠送”“赏给”等字眼中可见，光绪帝和多数清朝官员对于西方的授勋行为是存在误解的。

在光绪帝等人心中，“宝星”是被等同于珠宝财物一样的礼物用来馈赠的，而对于其在外交中礼节性的含义，他们知之甚少。这也反映出光绪帝及清廷官员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仍显得有些隔膜。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光绪是愚蠢的，因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力图冲破传统外交的羁绊，在程式上更向近代外交靠拢，以阻挡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只是，他所选的路可能并没有更加靠近国际规则，反而离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