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好人还是坏人

严嵩，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庆父、赵高、梁冀、董卓、来俊臣、李林甫、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之一。严嵩成化十六年（1480年）生，明朝袁州府分宜县人。弘治十一年乡试中举，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优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8载，著《钤山堂集》，又总纂《正德袁卅府志》，诗文峻洁，声名愈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执教过宫中内书堂。

正德十六年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嘉靖四年调回北京，升任国子监祭酒。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

但是，不为人知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书法方面也有一番造诣。《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严嵩懂得“关系学”，笼络世宗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计。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严嵩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宜春秀江上的广泽桥，下浦的广润桥（上浦、下浦各一座的总称），分宜清源河上的万年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同时还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等。这些钱，虽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桥成又尽管有媚上之嫌，但也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

《明史》里，严嵩是列在奸臣传里的。但从严嵩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是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时，写作班子对于严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争论。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3万多两黄金，200多万两白银。但仅仅说他奸或贪肯定不够，严嵩是一个极复杂的人。他的书法成就很令人敬佩，相传“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建国后经学者邓拓考证并非如此，但这也足以说明他的书法在当时是公认为不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严嵩的文学成就很高，诗词“清丽婉约”。史书记载，严嵩至少有几次试图纠正嘉靖皇帝的一些做法。

严嵩的倒台，所依罪名为“通倭犯上”，得出结论是“谋反”，但真的是如此么？首先，严嵩已经是位极人臣，万人之上。从许多表现上来看，严嵩除了权欲熏心，排除异己以外，并没有勾结倭寇的意图。严嵩经常为皇帝写青词，据说严嵩还经常为喜爱炼丹的嘉靖皇帝试服丹药，并每次都要写实验报告，或导致重金属中毒。以此来看，严嵩并没有做乱犯上的意图，反倒是十分忠于皇帝。可见，严嵩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冤枉”的，至少是被不正当手段解决的。后来的张居正认为，严嵩的罪名不是“谋反”，而是“奸党”，也明显的有些许回护的意思。其实严嵩充其量就是个“奸臣贪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