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极度无能

鸦片战争是一场对近代历史极具重大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正式的让西方列强撬开中国的国门，中国百姓至此走向毁家纾难的悲惨道路。

鸦片战争之前，英帝国原本希望进行正常贸易往来，但是中国的茶叶和丝绸造成大量顺差，清朝自给自足不需要买英国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赚不着什么钱，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建立之后野心勃勃一定要占领市场。清朝实际上只有“一口贸易”，处于是一个“闭关锁国”状态。对外最主要的贸易往来就是茶叶，但茶叶他们屡次试种没有成功，而英国人又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每年茶叶的进口量都在逐渐增加。

但是中国人什么都不需要进口，只是皇家需要一点奢侈品，现在故宫里钟表馆的自鸣钟、鼻烟、毛皮等。就这么点东西，全是供皇家奢侈消费的。这样量就太小了，所以贸易完全不平衡。英国人买了茶叶再贩到欧洲去，他们总是用银元来买，造成贸易不平衡，为了打破贸易不平衡，所以资本家就想出来鸦片贸易。因为鸦片进口跟茶叶出口完全不能对等，只能花银子买鸦片。英国只是想靠卖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鸦片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给英国产的工业品打开市场。鸦片战争形式上是保护鸦片，但它的用意不是这个，纯粹只为打开工业品市场。机器生产、纺织品才是英国最想卖出的，这是英国的立国之本，这个合乎它的利益。

在战争期间中英装备有差距。当时清军炮台之间没有火力交叉，所有炮都是安在前面的，一旦敌人冲过来炮就没有作用了。尽管林则徐后来把炮换成能升降的，但还是不能转，炮仍然冲前面。加上英国的炮射程远、火药好、威力大。英国炮弹里有炸药，打出去以后还能再炸一次。清朝的炮打出去是一个实心铁蛋子，除非把船砸沉了才能起作用，但这种可能性很少。其次，中英两国在排兵布阵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英国很早就有放排枪的方阵，在指挥官指挥下，后面的士兵压药，前面的放枪。由于前装枪瞄准准头不大，只能依靠密集的火力压制。清朝军队也使用这种枪，但清朝军队的枪射程近，又不懂排方阵。主要的差距是组织、排兵布阵，西方根据这个兵器研制战法清朝不懂。不是清朝官兵不勇敢，也不是他们不爱国。鸦片战争可以说英国是工业革命的胜利。追溯历史，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最后拿这个东西打中国人的反而是英国人。

鸦片战争它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滑稽感，通过这个巨大的滑稽感可以发现这是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碰撞。这种差异在战争结束两国谈判时也有显现。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谈判简直一边倒，中国方面不提条款，也不讨价还价。英国方面提出什么条件，清朝官员就接受什么。为什么这样？因为皇帝告诉他们赶紧打发走，不惜代价。清朝官员当时就没有现代主权概念，比如司法主权，就是中国人自己让出去的。外国人在这儿打官司，或者在中国犯法了，清朝官员懒得管，英国就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关税问题也是。因为以前只是一口通商，贸易量不大，中国人也没现代意义的海关，因而主动放弃了关税权。所以今天我们说大清朝签订条了约丧权辱国，但当时是心甘情愿接受。当然赔款还是必须的，仗打完了英国还是要挣钱的。英国通过这次战争挣大发了，不仅《南京条约》挣赔款的钱，还有赎城费。比方说广州城，清朝官员私下跟英国交涉，付给英国六百万两银子赎城费。杭州城、南京城也是如出一辙，杭州给了四百万两，南京给了三百万两。条约还没签呢，钱就给出去了，但皇帝不知道这些。因为当地地方官、前线将领们瞒着皇帝，但后来打到南京，皇帝才明白：原来你们蒙我呢，怎么可能这么打，你们天天报大捷，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又往北来了？皇帝这才意识到都是瞎扯。

像曾国藩这样的大臣其实内心是非常认同清朝体制的，只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一些改革。但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传统，没有什么外部的资源，尽管他也知道体制的毛病，但他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改好。比如他也知道非学西方不可，但不知道如何学。李鸿章认为科举制度得变一变，尤其是内容，应该考西学。但他说了不算，朝廷不听他的。朝廷对李鸿章的态度是用他，因为不用他不行。

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员，有人说他一直以这个身份操控中国外交。但不是他想操控，而是当时总理衙门相当于是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官员跟洋人打交道都打怵，有时候几十个人一起会见洋人，为首的是亲王，大家都看着亲王，他要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总是这样的外交方式，外国人非常生气，或者大闹，大叫，看洋人闹亲王和其他人更不敢说什么了。只有李鸿章敢说话，洋人就跟李鸿章谈，谈具体的事该怎么办。所以，不是李鸿章想操控外交，或者想去签条约，没办法当时的情况非他不可，他不签别人签损失更大。但是也并不是想真听他的，比方说他的关键建议。晚清的官僚都怕事儿，遇到事情官员能躲就躲，能搪塞就搪塞，实在躲不出去再说。没有一个敢担事的，事实上是谁担事，谁挨骂，好事当然好了，好事大家一窝蜂抢，但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哪儿有什么好事，都是吃亏的事。

总之，一个政府如果处于闭关锁国状态，那么就无资格谈强国，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