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是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

嘉庆皇帝是清朝史上，唯一一个从太上皇手上继位的皇帝。对于嘉庆帝的评价褒贬不一，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谈一谈。

皇帝驾崩，天崩地裂，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君主的确定。古语讲，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且，清朝皇族家法规定，不立新君，就不能为先皇发丧。可是，嘉庆帝临终没有一句话交代，于是，群臣决定找嘉庆帝的立储密旨。清朝雍正以来，实行秘密建储制度，皇帝生前准备一道死后才发生效力的诏书，上面写着继承人的名字。按说嘉庆帝年逾六旬，不可能不考虑继承人的问题。

军机大臣亲手对嘉庆帝的遗体搜身，没有；又打开了太监从北京带来的十几只箱子，翻了个底儿朝天，依然没有。难道是压根儿就没有立储密旨？群臣找不到嘉庆帝的立储密旨，急得团团转。据《清史稿·宗室禧恩传》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内务府大臣禧恩（多尔衮的后人）建议不找了，立即拥立嘉庆帝的次子绵宁继位。

嘉庆帝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连名字都没有。此外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分别是：次子绵宁今年三十九岁、第三子绵恺二十八岁、第四子绵忻十六岁、第五子绵愉七岁。此时，绵宁、绵忻在承德避暑山庄，另外两个儿子留在北京。

显而易见，绵宁的优势是突出的，他实际上是长子，又是嫡出，在宗法社会里，这两点无可逾越。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份是亲王（智亲王），爵位最高，在镇压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事件中立下大功，就算找不到嘉庆帝的立储密旨，难道嘉庆帝还会选择别人吗？

但是，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以立储密旨为准。不能责怪他们的慎重，毕竟选择新君关系着国家的稳定，此时朝廷又不在北京，稍有不慎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禧恩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绵宁则呆立在一旁，一边抽泣，一边冷眼旁观着他们的争吵。据《清史稿·宗室禧恩传》记载，后来终于找到了立储密旨，上面果然写的是立绵宁为皇太子，于是，争议停止，群臣拥绵宁继位。绵宁随后改名旻宁，年号道光。

不过，道光帝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嘉庆帝临终召见大臣，公启匣，宣示立储密旨，立他为皇太子，然后遵旨继位。他命军机大臣拟定的《嘉庆遗诏》、主持编纂的《清仁宗实录》，都是这样记载的。

两种记载截然相反，总有一个是错误的吧？其实，也可能两种说法都不正确。历史上充满了悬疑未解之谜，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不透明的，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度机密的状态下决定的。对于这些悬疑未解之谜，史学工作者往往也束手无策，这或许就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吧。但也应指出，不管如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道光帝继位的合法性均未受到过质疑。

道光帝的父皇嘉庆帝谥号为“睿皇帝”，全称：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庙号仁宗。道光元年（1821 年）三月下旬，葬嘉庆帝于易县清西陵之昌陵，于是，“嘉庆”及其时代就永远付诸历史长河的滚滚东流中了。

嘉庆帝及其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嘉庆帝一生为乾隆帝的光芒所掩盖，而史学家的目光又为道光年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所吸引，结果嘉庆帝及其王朝差不多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盲区”；另一方面，这个王朝正好处于古代历史的最后一页和近代史的前夜，这使得嘉庆帝及其王朝成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两不管”地段。以致史学界对嘉庆帝及其王朝长期未作充分研究，对嘉庆帝也有一些误解，其误解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误解，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嘉庆帝是个才干平庸的皇帝。嘉庆帝真的很平庸吗？

嘉庆帝亲政初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除了和珅，见识透彻、立场坚定、手段老到、恩威并用，处理得恰到好处。既顺应了一般的民意，又没有给朝局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史学界公认这是嘉庆帝一生中最出彩的一笔。在这点上，不比列祖列宗逊色。但是，嘉庆帝一生除了诛除和珅这件事儿，似乎就找不到更出彩的地方了。难道他是“英明一时，糊涂一世”？这于情于理也说不通，可又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为什么呢？

嘉庆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五代君主，此前经过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祖宗给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对于嘉庆帝来说，这些遗产既是一笔财富，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就此而论，嘉庆帝比列祖列宗面对的束缚要多得多，也艰难得多。

应该指出，祖先赋予嘉庆帝的使命就是守成，尤其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雄才大略帝王一百多年大刀阔斧的建设，开疆拓土、创立制度的使命已经完成，王朝进入稳定期，祖宗的遗产必须继承，祖宗解决不了的难题，嘉庆帝也不必枉费心机去谋划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庸”或许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或者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另外，也应指出，所谓平庸与否，都是相对而言的。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儿子，人们愿意拿他与他父亲比较。固然，从一个帝王应该具备的素养上讲，比如应变能力、对国家的驾驭能力，嘉庆帝不如乾隆帝，但是，嘉庆帝依然具有很多优点。比如，在对国家的责任感上、在勤政治国方面，他不输于父亲乾隆帝；在为人本性上，他比父亲乾隆帝要高上一筹。他为人宽厚、做事低调、崇尚节俭、任劳任怨、不制造冤假错案，遇到委屈，往往自己承受，一般不迁怒别人。嘉庆帝一辈子仅大办过一次生日——六十大寿，为此十分自责，不断唠叨下不为例；一想到父亲乾隆帝曾五次普免天下钱粮，而自己君临天下二十多年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十分内疚，甚至下诏向臣民解释他的苦衷。六十大寿的时候，不管国家财力如何紧张，坚持说服臣子同意免除了臣民的两千多万两白银的赋税负担，让人民得些实惠。当他在批阅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奏折的时候，痛心地说这些被屠杀的白莲教徒都是我的赤子，出于无奈才起来造反。在中国帝王之中，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少的。所以，他死后臣子给他拟定了“仁宗”的庙号，并公认他像他曾祖父——康熙大帝，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君主。

总之，嘉庆并非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而是有一定能力、宽厚仁慈的君主。应该承认，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十位君主中，嘉庆帝在能力上次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能位居第四位；要讲品格修养，他仅次于康熙帝，能排在第二位。综合排名在清朝帝王中位居中游偏上。

接着说说第二个误解，史学界普遍指责他未能使王朝转危为安，走上中兴之路。其实，每个人的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嘉庆帝的不幸在于他无可选择地处于王朝衰落的拐点上，此时王朝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民吃不饱饭，没有充足的土地耕种。于是，游民、流民增多，治安状况恶化，秘密结社活动频繁，而生态环境恶化、吏治腐败又给这些问题火上浇油，反政府事件层出不穷。嘉庆帝解决不了人口的膨胀，他不能使中国的土地面积大幅度扩大，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家动员能力更难以应对频繁的天灾，至于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他同样无法触动。总之，作为一个帝王，他被历史性地赋予了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封建社会和王朝的没落大势已经注定了他难有作为。如果谁认为一个人的品格、能力就足以扭转一个王朝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那他就轻视了历史规律的严酷。

当然，嘉庆帝并不是没有缺点，贪官污吏利用他的宽厚仁慈，胆子越来越大，人民反倒受了更多的苦难；官僚利用他的谨慎，破坏、阻挠了一些改革的进行；用一个古代帝王的标准来衡量，他一生没有明显的“过失”，也没有明显的“功绩”，符合一个“守成”帝王的标准，但他对社会的变革缺乏敏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一无所知，对鸦片的泛滥未能及早采取措施，为王朝埋下了隐患。

嘉庆帝这位二百年前主宰中国命运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成了古人，后人怎样评价他已经与他无关，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利益或损害，只是反映着后人的认识水平。无论是讴歌或谴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前人的历程中得到些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才应该是我们的用意所在。从嘉庆帝身上反映出来的王朝盛衰轮回中的不甘沉沦又无力回天的困顿不值得今天的人深思吗？嘉庆皇帝解决不了的诸如吏治腐败、人口压力、经济危机、民生艰难等问题不仍然值得我们探索吗？可见，尽管嘉庆帝已经成了古人，他死后近二百年的中国也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嘉庆帝离我们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