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胡适藏书竟有40个大书架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这又为中国旧书业的一段历史做了旁证。

胡适捡漏《水浒传》

在古本小说收藏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此次展览，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浒传》入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此外，这一版本的《水浒传》，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

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 胡适。

“捡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话，形象的体现在“捡”上，因为古玩界普遍认为捡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个“捡”来寓意它的难得，是极诙谐的表达，也是汉文化中调侃文化的形象化体现。而胡适则把“捡漏”用在了收购旧书上。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著称的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开设于清光绪年间，店主丁梦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县人)。该店与松筠阁等，于1950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做最为直接的见证。

父子俩均为《水经注》题记

再来看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涉及《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

明崇祯二年(1629)的古香斋刻本《水经注》，是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在大陆所遗存最早者，书前有题记称其“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水经》，是沈兼士(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称)赠送给胡适的，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发现了此书“几个奇特之点”，友人即慨然相赠，亦是书林嘉话。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题记中称“这部沈大成校本，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可说是双璧。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又抄录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记，都可供考证资料。”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足见一斑。

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文曰：

残存钞四库本赵氏水经注释八册，共存

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

卷四，河水四

卷七至卷八，济水一二

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

王重民先生用法币五千六百元买了来送给我。

此本原是照四库本钞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样。余卷的首页都是被书估换了半页。

胡适

卅六，六，九日上午

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正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可能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当尽快彻查补正。

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对系统整理胡适藏书一直就存在诸多不便。长期以来，除了明确评定为“善本”的图书以及档案文稿有专库编号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适藏书曾被置于普通馆藏书之列。曾一度出现过读者借阅馆藏普通书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适藏书的情况。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胡适藏书的“录外品”才会悄然入展，让观者大饱眼福与拍案惊奇了。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

蔡元培转赠《尊闻录》

展览中还有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格外引人注目。《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一百五十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录》，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信文转录如下：“适之先生大鉴：承赐大蟹，拜领，谢谢。昨忘将游案两件奉上，今补奉，乞便中交与中公总务处。熊子英属转奉尊闻录一册，请詹存。专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

这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熊十力所著《尊闻录》，《胡适藏书目录》上失载；而书中所夹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亦未载，《胡适日记》中也未提及，可谓一书引出多般“佚文”与“逸闻”来了。

查《胡适日记》可知，蔡函写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适已从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时间，当时正与蔡元培密切磋商关于中国公学新任校长人选事宜。此外，因马君武任校长期间引发各种纠纷，蔡、胡二人也正在为其“善后”。譬如中国公学曾租游伯麓的房子为上海校舍，定约五年，但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赔偿毁约损失，久未得应，遂告上法庭。《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时把状子传票送来，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应即指此事的相关案卷。

蔡函应当写于1930年11月6日晨，夹在《尊闻录》书中，不是以邮寄形式，而是以便条形式递至胡适寓所的。可能胡适对《尊闻录》的内容不十分重视，这从他的日记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与蔡元培、熊十力有过通信，书中甚至也没有钤盖藏书印鉴等细节可以揣摩得到。或许，胡适拿到此书后，蔡函便一直夹在书中，未曾取出；所以导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辑录《蔡元培全集》、《胡适来往书信选》时无从察知，且《胡适藏书目录》编印之际，该书可能也未纳入胡适藏书专库编号存放，所以没有录入。

蔡元培为人严谨，对熊十力嘱其转赠著述事，确实一一交办；除却这封看似“孤证”的蔡函之外，还有相关史料可以查证。1930年11月24日，在致《尊闻录》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张立民的复信中，蔡明确提到“承寄《尊闻录》四本，除自领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属分别转致。”(详参《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确有嘱托蔡元培转赠《尊闻录》一事，前述种种“佚文”与“逸闻”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确已久远，细节还须细看。

除胡适藏书之外，此次展览还选入了一批包括沈从文、徐志摩、郑振铎、邓广铭等知名学者在内的，与胡适相关的签赠本、往来信札等参展，更有胡适抄录的徐志摩日记残稿等等，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场中漫步一圈、粗看一遍，就仿佛20世纪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新文学史皆在此中静默存照了。

展场入口处，布展方特意将胡适抄录徐志摩诗集的手迹印于布幅之上，悬于通道两侧，上面分别写着：“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应当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对这个展览的主题非常契合。或许，这样的话语抒写，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适与新青年们的自我期许，也是百年后读者重新看待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应有视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