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彻查交通员挪用公款案

杨连杉了解到的情况是：这几天老头并未在染坊门口扫到过药渣。调查结果经陈赓反馈到周恩来那里，他马上意识到老徐出了问题。就在这时，交通科报告：老徐主动发出暗号，要求交割那笔公款。对于极为缺乏经费恨不得一个铜板掰两半用的中共来说，这笔300银元的公款是颇受重视的，老徐要求交割当然是受欢迎的。

不过由于之前的情况显得颇有些蹊跷，而且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这个交通员向组织上说了谎话，所以肯定得慎而又慎。周恩来于是指示陈赓再次请公共租界巡捕房内我方内线查摸是否有人叛变，得到的答复与上次一样：否定。

于是，周恩来和交通科负责人反复商量后制订了安全交割的方案，由交通科负责人亲自指挥实施。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老徐约好5月18日下午一时在公共租界北苏州路街心花园向下家交通员交割，交通科在交割当天三小时前即向霍山路老徐的染坊附近派出三个同志，密切监视老徐动向，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立刻前往接头地点发出紧急警号，并报告领导。届时老徐离开染坊后，这三人一路跟踪，即使交割进行顺利，其中一人也须在交割后老徐返回霍山路时一路跟踪，直至其回到染坊。

5月18日，交通科派出的地下交通员小马前往北苏州路街心花园，非常顺利地拿到了老徐带来的那笔300银元的公款。对老徐来回均进行秘密跟踪的三同志也未发现老徐有可疑之处。

调查刚刚开始

300银元公款交割了，交通员老徐也没发现有什么疑点，这件事是否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否！这件事作为交割公款而言算是结束了，而作为一个案件的调查来说，还刚刚开始。

1929年时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尚处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低潮阶段，上海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和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既是共产党人开展活动的舞台，同时也是到处布满了陷阱的一块险地。

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中共成员，只要稍有不慎，或者即使并无不慎但运气不佳，那就会遭遇严重到可以丧失性命并给组织造成危害的巨大危险。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刚刚被捕牺牲。面对着这种带着严重血腥味的白色恐怖，中央领导不得不小心又小心，谨慎再谨慎。

周恩来经过考虑，决定把此事作为一个专案来进行调查。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奉命执行这一调查使命，他被要求“必须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全查清楚”。陈赓跟杨连杉就此事进行了分析，一番讨论后，两人把老徐延缓交割公款之事的纹脉梳理清楚了：首先是根据之前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老徐并未患病，他向组织说了假话。老徐为何要对组织说假话？目前尚未发现其有变节行为，因此只能认为他是为了延缓交割那笔300银元的公款。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延缓可以由两个原因中的一个造成：一个是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被某种原因绊住了身无法解脱，没有时间跟组织派出的下家交通员接头，因而没法如约交割那笔公款；另一个是他从镇江取回的那笔公款发生了问题，他无法准时向下家交通员交割。这两个原因中的无论哪一个，都可以造成老徐延缓交割公款。

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原因造成老徐竟然不顾地下交通工作的原则延缓交割公款的呢？

陈赓、杨连杉继续往下梳理：第一个原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应该不可能。根据之前对“大德染坊”的秘密调查，一直在正常营业，门前并无债主催逼；老徐的家庭也一向稳定，老婆孩子都和霍山路上的寻常百姓一样与一家之主老徐过着平和的日子，所以他应该没有受到人身自由限制的理由。这样，就只有第二个原因即那笔钱款受到限制了，看来老徐是动用了从镇江取来的那300银元的公款。

他没想到自己按照地下交通工作的纪律规定在返沪第一时间发出暗号后，由于组织上正等着这笔钱款使用，没像以往那样过数日才通知他前往接头地点交割，而是让他次日即予交割。而那300银元呢，已经被动用了一部分甚至全部，于是他就只好以装病来拖延交割时间。至于老徐动用该款用于哪个环节，这就需要通过调查来弄清楚了。

于是，陈赓就把从组织局交通科了解到的老徐的社会关系情况向杨连杉作了介绍，让杨对此进行调查。杨连杉调查了三天，最后查明的情况证实了陈赓和他两人之前的分析推断：老徐确实把那300银元借给了一个名叫李瀛雄的人。

陈赓听了杨连杉的汇报，顿时警觉！

当时，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党组织，由于保密和安全的需要，在发展新成员时不采取书面登记方式，而由组织上派人跟被发展对象谈话，当面了解其个人历史、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情况。

通常，这种通过谈话方式获取的基本资料不予记录，全凭当事人储存在脑子里，如果当事人或者被发展对象的工作调动，那就向组织指定接替其工作岗位的同志或者被发展对象的上级同志进行口头交接。万一出现当事人突然被捕甚至牺牲的情况，组织上就会指派接替其岗位的同志重新对被发展对象进行谈话、核查；也有单线联系的对象，那上家当事人一旦牺牲，下家就断线而脱离组织了。

之前，陈赓为完成对老徐的调查，从交通科领导处了解了老徐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虽然简单，但是对于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却是严格到一丝不苟的，而且老徐被要求和其他所有地下党员一样，一旦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应及时向组织报告。可是，现在杨连杉调查到的那个借款人李瀛雄却从未在老徐向组织上报告过的社会关系名单中，所以，陈赓就引起了警觉，当即指令杨连杉对李瀛雄其人进行调查。

杨连杉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他在不显山不露水没惊动老徐、李瀛雄的情况下很快就完成了对李瀛雄的调查。

5月26日，杨连杉向陈赓汇报了李瀛雄的情况：此人系老徐的同乡，是个木材商人，前年从徐州到上海，在十六铺开了一家木材行，兼营棺材，系青帮成员，未发现此人跟国民党方面和租界捕探有任何联系的信息。李与老徐相识于一年前的“徐州旅沪同乡聚餐会”活动，两人都喜讲义气，一见如故，之后就开始了交往。

关于这次老徐把300银元借给李瀛雄的情况，杨连杉未能调查到，他只查到李瀛雄所开的“瀛雄木材行”最近从法租界一户前清官员遗老的后人那里购得一口楠木寿材，据说花了五百多银元。当下，陈赓听了杨连杉的汇报，暗松一口气，对杨说看来李是为购那口楠木寿材头寸有问题而临时向老徐借钱了，这对组织安全一时还未构成威胁。

话虽这样说，对该案的调查尚未结束，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到这一步，往下只有跟被调查对象老徐当面接触了。5月27日，接到组织局交通科通知的老徐前往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跟他从未见过面也没听说过的特科调查人员杨连杉见面。杨连杉衔命而来，代表组织跟老徐谈话，要求老徐把延缓交割公款之事说清楚。

于是，终于查明了老徐延缓交割公款的原因

老徐于5月11日离沪赴镇江跟江苏方面的地下党交通员接头，拿到了那300银元后马不停蹄立刻搭乘火车至昆山转轮船返回，于12日午前回到染坊。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规定，他在安全返回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暗号。这时，木材商李瀛雄忽然不期而至。

李瀛雄来访的目的如下：有人向他介绍一笔肯定能赚不菲利润的生意，法租界一个姓郁的前清四品官员的后人由于家道败落，意欲出让上等楠木寿材一口，开价只有远低于市场价的800大洋。李闻之心动，寻思买下来即使立刻转手售出，也能轻轻松松地赚得不少于500元的利润，若压一阵伺机出售，那翻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于是，决定买下。当即前往看了货谈价，议定以550大洋成交，付了定金后他随即筹款。李瀛雄朋友多，一圈转下来，从几方面筹得400大洋。不过，其中一部分要在三天后方能取款。而卖方则要求最迟须在明天拿到全款，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于是，李瀛雄开始了第二轮奔波，其名单中老徐排在第一个。

老徐属于那种古道热肠类型的人，当下暗忖：我手头有刚从镇江拿来的300银元公款，按照以往惯例，一般要三天后方才通知去交割，老李这么着急，就帮他一把吧。于是，老徐就慷慨地答应助对方一臂之力。李瀛雄携款告辞时，老徐连借条也没让他打，幸亏他说话算数，依约如期把款还来了。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组织上特别紧，在老徐发出安全返沪暗号后即通知他去交割，无奈之下，他就只好施出了装病的下策。

老徐挪用公款案查清后，陈赓把一应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在当时，这是一桩严重事故，尽管没有造成后果，但也应该严肃处理。经中央组织局领导会议研究，最后决定，鉴于老徐以往的工作表现不错，此次可从轻处置：开除出党，切断与其的联系。老徐从此就离开了革命队伍，还原为一个普通生意人，上海解放后曾被公安机关约谈过当年的这一历史问题，后于1959年病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