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武功起家功勋卓著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据安徽怀远县年氏宗谱记载，其原籍安徽怀远火庙北年家庄牛王殿，明末迁安徽怀远西南胡疃寺，清顺治年间又移安徽凤阳年家岗，后又迁居盛京广宁县，入汉军镶黄旗），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也曾担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镇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

年羹尧建功沙场以武功闻名，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到任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实施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

后来，年羹尧在击畋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千。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賜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部边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叛乱，年羹尧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禳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雍正即位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镇的亲娘舅，在胤稹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饱之处，着边防办饱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年羹尧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布藏丹津叛乱。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丙宁平镇指挥平叛。

雍正二年（1724)初，战>的最后阶段，年羹尧率各路兵马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叛军残部。罗布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皇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擒获罗布藏丹津的母亲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罗布藏丹津本人逃脱，投奔策旺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15天，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令雍正喜出望外，破格恩赏年羹尧。此前，年羹尧平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已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不能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埏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询问年羹尧的意见。

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的任用一律听从年的意见。雍正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

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任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汍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

为了把对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眹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賜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懂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释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U724)十月第二次进京觐见为导火线的。在进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撰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p#分页标题#e#

年羹尧结束觐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份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作威作福。年羹尧得雍正宠信，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气愈发严重。将同官视作下属，令下属“北向叩头谢恩”，此举已属大逆不道。

更有甚者，年羹尧在进呈《陆宣公奏议》时，雍正原准备亲自题写序言，还没有写出来，年羹尧竟自己作出一篇序，并要求雍正帝认可。如此失礼的举止——“御前箕坐，无人臣礼”，怎能让雍正心中痛快！

二、拉帮结派。雍正朝选任文武官员，凡经年羹尧推荐，一律要优先录用。年羹尧又刻意培植私人势力，但凡有肥缺，必安插其亲信。于是，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首，以川、陕、甘主要官员为骨干的势力集团，颇有自立“西北王”之势。生性多疑的雍正岂能容他如此放肆。

三、大肆敛财。年羹尧势大，前来巴结送礼的人自然很多，而这位大将军只要是看上眼的一概笑纳。据史料记载，年羹尧贪污受贿、侵吞军饷共计数百万两白银之多。要知道，雍正登基之初，主抓的就是吏治，严惩的就是贪官，年羹尧自己往枪口上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无怪乎雍正无情。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年羹尧觐见离京前后，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年羹尧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三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整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雍正三年(1725)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挺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挺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亲信王景灏得以出任四j11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挺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

蔡挺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埏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挺治罪，而且升任他做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1725)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眹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11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陝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墨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图谋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星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年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祌猜疑，年羹尧本来就位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在旧曰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在被革除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决心除掉年羹尧。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p#分页标题#e#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致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褪继位，雍正矫沼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褪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篡改遗沼、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不禁更加怀疑这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测，尚无铁证作为支撑。

雍正除掉年羹尧最大的可能就是年羹尧和隆科多触及雍正的最大忌讳。南宋名将岳飞是宋高宗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之所以遇害，主因无非两条，第一条，阻碍赵构的和谈大计；第二条，深触赵构的忌讳之处。第一条众所周知，第二条指的是岳飞曾经向赵构建议立赵伯琮为皇太子。赵构因为早年受到金军追击的恐吓以致阳痿不举，他收养了两个宗室的孩子，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玖，没有最后确定立哪一个为皇太子。

岳飞出于一片赤诚，直言立赵伯琮为太子，这件事在当时就有人私下里反对岳飞直言，认为岳飞是大将，不宜谈论立储这样的大事。岳飞不听，果不其然，他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赵构的极大反感，赵构说：“你是大将，手握重兵，这种事情不宜你来介入。”宋朝防范武将干政是国策，历代君主都把武将参与政务看作是头等的忌讳，岳飞虽然出于忠诚可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从岳飞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出来，雍正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收拾掉年羹尧、隆科多，根本一点在于年、隆触及雍正的最大忌讳，必欲除之而后快。雍正最大的忌讳是围绕皇位的继承，雍正“得位不正”，胤撰、胤搪、胤褪这些人虽然口不能言，可不等于心里没有想法，不等于行动中没有流露，所以，尽快地除掉胤祺、胤搪、胤欐这些政敌和知情者，是雍正的既定方针，而年羹尧、隆科多在这件大事上则并不热衷，这就触犯了雍正的忌讳，让雍正萌动了杀机。

年羹尧在雍正眼里是一个有“前科”的人物，早在皇子时代，雍正就因为年羹尧曾经示好于皇三子胤扯的门人孟光祖而大动肝火，骂年羹尧是“恶少”，还威胁年说要去皇帝那里揭发，搞得年羹尧不得不俯首帖耳听命于他。可是，年羹尧虽说是雍正所谓的“藩邸旧人”，但毕竟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雍正贵为皇子却没有直接统辖年羹尧的权力。最让雍正深感忌讳的是，皇九子胤搪曾派外国人穆景远拉拢年羹尧，穆景远对年羹尧说：“九阿哥貌似有福之人，将来很有可能会被立为皇太子。”

年羹尧并不为所动，可这一场景却被雍正深深地记在了心上。此后胤搪被软禁在西北交给年羹尧管理，年羹尧上奏说胤搪“颇知收敛”，这明里已经替胤搪说好话了，雍正不以为然地批驳说，胤搪是奸宄叵测之人，继续提防才行。可见在整治胤撰、胤搪这件事上，雍正、年羹尧是有一定分歧的。要说年羹尧拥戴雍正即位这点上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主仆关系尽管不很密切可也休戚相关，胤楗从西北回京，年羹尧一个人受命于危难之际，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平定了罗布藏丹津:的叛乱，给雍正挣足了脸面。

但是，年羹尧诚心诚意拥护雍正与坚定支持他用激烈的手段对付胤禝、胤搪乃至胤權又是另外一码事。年羹尧就近监视胤搪，自然少不了和胤搪打交道，加之以前的渊源，胤搪为何许人，年羹尧当然清楚。在年羹尧看来，胤搪此人并无才具，不值得下大力气提防，而且，胤搪就算是不服雍正，可也没有到公开造反、挑动闹事的地步。胤搪在西北和亲信穆景远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人给我送来一个帖子，上面有晋陕百姓说我好，又听见我很苦的话。我看了帖子，随着人送还了，向那人说，我们兄弟没有争天下的道理，此后要再说这话，我就叫人拿了(《文献丛编》第一辑《允撰允搪案•穆景远口供》)。

有人出面鼓动胤搪硬性对抗雍正，胤搪不同意，他的态度是他尽管不服乃兄，可这也是兄弟间的家务，不能走到争天下的地步。这说明胤搪此人虽然才能平平，可脑筋并不糊涂，而且也不准备采取什么极端的手段进行报复。年羹尧对这些情况、包括在西北的一些关于胤搪的总体印象，他不可能不了解，而且，他比雍正了解得更为直接。按照年羹尧对胤搪的观察，他认为像胤搪这样的人物虽有怨气，但只要看管得当，出不了大的纰漏，没必要对其赶尽杀绝。

年羹尧的这种念头导致他在胤搪、胤撰问题上的含糊不清，这就给雍正造成一个错觉，感到年羹尧不再像以往那样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了。如果是其他人这么做，雍正倒也不用过多地担忧，唯独年羹尧、隆科多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假如有了类似的想法，那就比较麻烦。

《雍正朝起居注》中记载在清雍正二年（丨724)四月初七，雍正对大臣们不乏抱怨地说过：“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祺（胤撰）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眹即让此位，不少迟疑。”这样有失分寸的话出自一个即位已经两年的皇帝之口，足以说明这位皇帝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他的对手的威望。雍正这么说，底气不足的同时也是警告大家不要站错了政治队伍，年羹尧同样也在被警告之列。

清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即将吹响清洗年羹尧号角的前两天，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胤禝）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雍正这里说的“在廷诸臣”显然包括年羹尧，因为同一天，雍正在给李维钧的奏折批示上写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还要李维钧逐渐和年羹尧疏远。此前有人判断指责揆叙、阿灵阿这些皇八子胤撰死党的主意可能来自于年羹尧，雍正立刻加以否认，这从侧面也反映出雍正、年羹尧在处理胤撰集团上的一些分歧。

雍正对胤撰、胤糖包括胤德都是要除之而后快的，可年羹尧却有一点不同看法，倒不是同情他们，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赶尽杀绝，然而，年羹尧这么考虑问题却犯了雍正的大忌。雍正本来就对打击堉L撰集团有些底气不足，需要借助年羹尧、隆科多的响应，偏偏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那么百分之百地顺从，雍正后来说整治年羹尧在他看来是“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p#分页标题#e#

这说明雍正并不担忧年羹尧个人会有什么不利于皇权的举动，而且年也不敢，雍正最为担心的是以年羹尧这样的身份和这种“糊涂心思”一旦为胤撰集团加以利用，那就麻烦大得很了。因为雍正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就是内仗隆科多、外倚年羹尧，而且年羹尧不同于隆科多，他手握重兵、远悬西北，如果有人以他为外援的话，给新皇帝造成的压力就不容忽视，这也就是雍正念念不忘地多次引用当时一句谣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来警告年羹尧的理由所在。

年羹尧一旦失宠，他的朋友忽而都变成了仇敌，李维钧首先大骂年羹尧“冒滥军功、侵吞国帑”，继而李绂便直接请求皇帝处死年羹尧，田文镜也主张诛杀年羹尧。在对年羹尧落井下石方面，雍正的亲信当中数李绂、田文镜扔的石头最大。清雍正三年公元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二月议罪，给年羹尧列了92条大罪，十二月赐死年羹尧。就在年羹尧死前一个月，他的妹妹、也就是雍正的贵妃年氏病死，有人认为她如果活着的话，年羹尧家族或许还会被从宽处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雍正对待政治对手素来不留任何情面，后来即便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也一律可以处以极刑，所以，年妃即便死在年羹尧的后面，年羹尧的下场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观。

雍正给年羹尧罗列的所谓92条罪状，除年羹尧接受贿赂等几条罪状还算有点影子，其他的都是故意罗织、深文周纳。例如指责年羹尧“僭越”，也就是不守做臣子的礼仪，说年羹尧吃饭叫“用膳”，送给别人东西叫“赐”，接见属员叫“引见”，这些词本来都是皇帝专用的，年羹尧擅自使用就是“僭越”，可是，雍正的另外一个宠臣李卫也曾经如此大胆地“僭越”过。翻开《朱批谕旨•李卫奏折》，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雍正在给李卫奏折的批示中指出：“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

从这段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卫一样接受贿赂，一样把自己的执事牌子写上“钦用”的字眼，可是雍正对他不过是骂了两句而已，说他有点小人得志的意思，再无其他严厉的指责。清雍正二年公元，李卫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云南布政使，远不能与年羹尧的一等公爵、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的地位相提并论，何以李卫“僭越”，雍正就轻描淡写呢？实际上李卫的骄纵，连年羹尧都有所耳闻，他直接批评过李卫这个缺点，但却被雍正轻轻放下不提，李卫后来在浙江担任总督的时候还在西湖花神庙给自己以及妻妾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湖山神位”，把自己吹捧成浙江地区乃神乃圣的“大仙”，乾隆南巡时看到，下令拆毁。

由此可见，李卫所谓的“骄纵”正是在雍正的庇护下完成的，只要皇帝支持、信任的人，即便受贿、僭越也不过是小问题，而一旦失宠，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年羹尧致死的主因既不是受贿，也不是什么僭越，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年羹尧由于在胤禊、胤搪等人的问题上与雍正存在分歧，被雍正视作“不可信”，从而担心他会被政治对手利用，遂决定先下手为强将年羹尧处决。

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在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派人给年羹尧留下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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