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借钱给慈禧，流动资产换人民币可达百亿

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商战经验，以“汇通天下”为己任，历经数十年的经营，逐步形成以金融连锁（票号、钱庄、典当）为支柱产业，商业零售（食用油、粮食、蔬菜、茶叶、丝绸）为稳定盈利产业，并延伸至农业种植、深加工（茶叶），涉足运输（驼帮）、房地产（北京、祁县、太原、包头、天津等地），产业深入全国各省，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国枢纽城市重点发展，远涉日本、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国家。

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换成现在流动资金就有百亿人民币，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乔致庸的儒商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才取人，加强团队建设

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

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潘为严原型)，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严格制度管理

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不仅生意如此，乔致庸家规甚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广交重要人脉，借钱给慈禧

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一行由京仓惶而逃，途经山西时，贾曾代表大德恒票号总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30万两(一说10万或20万)，但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对此囊中无银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当慈禧太后途经祁县时，大德恒总号又专设临时行宫接待慈禧等人。在这个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对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

除了慈禧，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