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关注西北军事发展

曹操自关中返邺后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内固权力、外击孙权方面。他把巩固、发展在朝权力同对外耀兵用武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之既相得益彰，又交互作用。每次用兵回朝，总是威加一等，爵进一级，位高一重;反过来，位重爵高又影响和推动着军事势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曹操也始终关心着西北军事态势的发展。

一、遥制兵，夏侯渊建功西北

曹操回邺，留夏侯渊屯长安，主持西北军事；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并为河东太守杜畿增秩为中二千石，以奖励其在西征马超等期间保证军粮供应的功劳。张既和夏侯渊都没有辜负曹操的重托。张既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夏侯渊则以行护军将军之职，都督朱灵、张郃等，追击马超，并先后击破马超、韩遂余众刘雄、梁兴等。

建安十七年，马超等退走凉州，复集羌、胡之众，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惟冀城（今甘肃甘谷县东南）奉州郡以固守”。继而汉中张鲁派大将杨昂助马超。马超尽兼陇右之众并张鲁援军万余人攻冀城，自建安十八年正月至八月，凉州刺史韦康及汉阳郡太守均因救兵不至而降。马超人城，遂使杨昂杀刺史、太守，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曹操命夏侯渊救冀，未到而冀城巳被马超占领。马超率众与氐王千万（名字叫千万）等迎击夏侯渊,渊军失利而还。正当马超迎战夏侯渊的时候，凉州参军杨阜与其外兄、抚夷将军天水姜叙，在叙母的激励下约定起兵。史载:“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

顷之，阜以丧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历城（今甘肃成县境）。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嘘唏悲甚。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敕叙从阜计。”

计定，他们遂与叙同乡人姜隐、赵昂、尹奉等和武都人李俊、王灵等合谋讨马超。同时派人入冀城暗结梁宽、赵衢等为内应。马超听说杨阜、姜叙等起兵讨己，大怒。赵衢遂乘机怂恿马超出击。马超既出，赵衢、梁宽等即闭冀城门，尽杀马超妻子。马超与杨阜等战，兵败，形同丧家之犬，南奔张鲁。张鲁以马超为都讲祭酒。

彻底击败马超，杨阜有大功。曹操封讨马超有功者十一人为侯，杨爵最显，为关内侯。杨阜谦让，曹操致书表达了有功必赏的一贯思想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

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记录，必不坠于地也。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马超向张鲁求兵北取凉州，张鲁遣马超还围祁山。姜叙等告急于夏侯渊，夏侯渊使张郃督步骑五千为前军击超，超败。马超知张鲁难与共成大事，又加鲁将杨昂妒贤忌能，对自己很不友好，心中抑郁不安，遂密书请降于刘备。

马超败依张鲁之际，韩遂在显亲（今甘肃秦安西北），夏侯渊准备攻打时，他弃城西逃，谋走金城（今兰州西北），人氐王千万部。夏侯渊追至略阳，离韩遂军三十里，忽然决定不攻韩遂军，也不攻氐，而是转击长离（今甘肃天水境内）羌人部落。因为羌人多在韩遂部当差，攻羌，韩遂必救。果如夏侯渊所料，韩遂果然率羌、胡万余骑救长离诸羌，渊因势大破韩遂。

韩遂奔逃西平（今青海西宁市）。夏侯渊败走韩遂后，立即回兵略阳，既而进军兴国（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击灭兴国氐王阿贵，击败此时屯驻兴国的百顷氐王千万，千万奔归马超，南逃入蜀。夏侯渊然后北向转击高平(今宁夏固安）匈奴屠各部。韩遂穷困窘迫，第二年被部将鞠演、蒋石等杀死。至此，马、韩在西北的势力被彻底击灭。

马、韩平后，西北大的强劲势力巳不存在，但还有两股不大的势力使得善谋大局之势的曹操心中不安。一是盘据抱罕（今甘肃临夏东北）的宋建。宋建乘汉末凉州战乱而起，割据地方三十余年，自号河首平汉王。他地方不大，势力不强，却是一个土皇帝。“太祖使渊帅诸将讨建。渊至，围抱罕，月余拔之，斩建及所置丞相已下。”二是河西诸羌。氐、羌都曾帮助马超、韩遂抵御曹军。氐王势力已被击溃,但诸羌势力除长离羌被烧掠过外，大都没有受到挫折。夏侯渊在自己统兵击宋建的同时，另遣大将张郃等平河西，“渡河入小湟中（今青海东部）”。大军届临，河西诸羌尽降。

陇西尽平，曹操很高兴，立即下了褒奖夏侯渊平陇右令：

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

遂后还因此而为夏侯渊增封三百户。孔子曾对子贡说，他们两人都不如颜回。曹操引用孔子这句“吾与尔不如也”的话，说明他对夏侯渊在西北的军事成就非常满意；同时也表明夏侯渊的确曾经恰当地理解并贯彻了曹操的军事意图。

二、亲督将，张鲁畏服封侯

曹操用兵西北，平定马超、韩遂，无疑是其战棋中必走的一步。但这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是要在此开辟出进一步用兵的大环境，从而夺取汉中，窥视益州，在统一事业上走出更大的一步。所以，他自南征孙权的前线返许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巩固内部权力，杀伏后，立己女为献帝皇后，进一步使献帝完全成为掌上物。几件大事做过以后，他便又一次带兵出征了——讨张鲁以取汉中。

汉中（治今陕西南郑）地处益州北部，入蜀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时张鲁为汉宁太守，雄据巴、汉已三十余年了。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客居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因而人称其教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行其道；衡死，衡子张鲁继续行其道。史载，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常常往来益州牧刘焉家。由于有这M关系，刘焉遂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共同率兵掩袭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之路。张鲁既得汉中，遂即杀了张修而并其众，成了汉中的统治者。刘焉死后，子刘璋代立，因鲁不顺服，刘璋把张鲁的母亲及全家统统杀了。张鲁、刘璋遂不两立。#p#分页标题#e#

张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学道者，初来皆名“鬼卒”；受道已信（深）者，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这是其大体的组织情况。五斗米道的教义，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求做人诚实，“皆教以诚信不欺诈”，如果生病，要求病人自我反省有没有做错事，即“自首其过”；二是各祭酒“皆作义舍”，义舍内备有义米、义肉，行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量腹取足”。

据说，如果取之过量，鬼道会使其生病的；三是“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原”是赦免的意思。就是说，对犯法的人可以赦免三次，如果仍不改正，再按律给以相应的刑事处罚。张鲁据汉中全以五斗米道教民、驭众，因此“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张鲁的统治，得到百姓拥护，所以“民夷便乐之”，使他能够“雄踞巴、汉垂三十年”。史载，汉末，朝廷对张鲁毫无办法，“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

对于张鲁之地，孙、刘、曹三家均欲得之。在东吴，周瑜曾献计“取蜀而并张鲁”。孙权曾想把刘备尽早赶出荆州地盘，表示愿与刘备一起取蜀，因而遣使对刘备说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刘）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在刘备，一是不愿轻易让出荆州，二是准备以自己的力量伐蜀而绝对不让孙权染指，因而自然拒绝了孙权的所谓“先取刘璋，进讨张鲁”的主张。

刘璋居益州而让刘备人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试图击败张鲁据有汉中以自强。建安十六年，刘璋听闻曹操将遣钟繇等讨张鲁，内怀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别驾从事张松意欲把刘备引入蜀，因对刘璋说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然后给刘璋出主意：“刘豫州（备），使君（指刘璋）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

鲁败，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之。”①刘璋上了张蚣的当，遂遣另一个早已倾心刘备的法正率兵四千人迎刘备入蜀，法正乘便向刘备“陈益州可取之策”。天赐良机，刘备遂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自己将兵数万人入蜀。史载，“至涪（今四川绵阳），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

刘备欣然答应。刘备的主要目标是取益州，而不是汉中，所以答应北击张鲁，只不过是为了掩饰真正的目的罢了。刘备为了做样子给刘璋看，自涪北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向北进发了相当一段路程。按说，葭萌离汉中已不甚远，但刘备却“未即讨鲁”，而是兵扎葭萌，驻军不前，“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意取益州之谋，不久便暴露了。刘璋杀死张松，立即“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刘备，但为时已晚。刘璋远非刘备对手，建安十九年，刘备破蜀取刘璋代为益州牧。随后，刘备积极谋划拉拢张鲁。建安二十年，“遣黄权将兵迎张鲁”，但晚了一步，使将到，张鲁已降曹操。

由上可见，孙、刘都很重视汉中，都把张鲁作为征讨或争取、拉拢的对象。原因就在于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对此，曹操当然看得更清楚。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一方面发密教教张辽、乐进、李典以抵御孙权之策，另一方面便即率兵返回西北，亲征张鲁了。

曹操击张鲁，将自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入氐人所居地，氐人堵塞了道路，进行抵抗，曹操无法通过，即遣张郃、朱灵等大破氐寨。四月，曹操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出散关（陈仓西南）入河池(今陕西凤县西北之凤州），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曹操历尽艰难，终将氐王的防御攻破。史称“攻屠之”，大概又杀了不少人。

曹操有《秋胡行》诗二首，其中第一首的开头谈到征张鲁兵出散关山行路之难和地势之险。

晨上散关山，此道何其难！晨上散关山，此道何其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开头几句以黄牛困顿、累得爬不起来、车子难以行进坠入山谷之间，形象地描述散关山道路之难;后面几句则以比拟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应该说，此诗对征途之难和征战之困苦的描写不及建安十一年远征高干、北上太行山时所写《苦寒行》悲壮而有气势，但其思想内涵却远在《苦寒行》之上。后面几句均属虚拟，并非实有，但却是诗人心理的真实写照，反映着曹操内心所思。“

坐盘石之上”，是借喻《穆天子传》中“天子北征，至于胡，觞天子于盘石之上”之意以表白自己是实际上的天子；“弹五弦之琴”，也是借喻，据《礼记_乐记》说，“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南风》内容讲的是解民苦难，给民温暖，南风时来，生产发展。因此这里“弹五弦琴”实是暗喻自己就像虞舜一样忧国忧民，解民倒悬。“作为清角韵”依然是借喻，“清角”为古曲调名，相传为黄帝所作，声调凄清，含义深沉，一般人不仅不能随便弹奏，而且连听也听不得。春秋时，晋平公要师旷为其奏《清角》，师旷对晋平公说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

听之将恐有败。”晋平公坚持要听，“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韩非子•十过》）可见，只有有德（如黄帝）者才配得上奏、听《清角》之音。取典于此，其用意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意中迷烦”当是实情，戎马倥偬，征战一生，虽然俨如天子，但终究未能平定天下，怎不令人迷乱烦躁。

秋七月，曹操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张鲁见曹操大军来伐，欲举汉中全郡投降，但其弟张卫不肯。张鲁使弟张卫与将杨昂等率众数万人“据关坚守，横山筑城十余里”。根据山势构筑起来的工事，既陡且峭，甚难攻打。起初，曹操听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说，攻打张鲁没有什么困难，因为阳平城下南北两山相距很远，很难把守。曹操信以为然，及至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弓丨《水经注》云，阳平所在之地实乃“连峰接崖，莫究其极”①。曹操攻阳平山上诸屯，山峻难登，“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p#分页标题#e#

看来，主要是因为地理形势太复杂，曹操感到甚难用兵，没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只好撤兵。据载，曹操令主簿刘晔督后，刘晔觉得张鲁“可克”，又考虑到“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全”，与其这样，还不如进攻，因而驰告曹操“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结果打了胜仗，“鲁奔走，汉中遂平”。对于这次用兵得胜，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或谓这是曹操的用兵之计。曹操故意引军退，张鲁军见曹操大军已退，守备遂懈，曹操乘机密遣解慟、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鲁军，斩其将杨任，进攻张卫，卫等夜遁，张鲁逃奔巴中。另外还有一些史料说，曹操获胜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致。

历史记载着两个戏剧性的故事:其一，夏侯惇、许褚呼兵还，前军夜行迷了路，误入张卫别营,张卫营中以为曹军夜间偷袭，顿时大乱、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刘晔等在兵后，告诉夏侯惇和许褚说“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惇、褚不信，亲自到前面看了一下才确信无疑，立即报告曹操，曹操即令进兵，张卫夜遁;其二“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柞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这两个故事，颇合情理，不妨信其有。除此，还有另外一些记载。但不管那种记载，都承认曹操是在已令部下撤军的情况下获胜的。可见曹操用兵之不一道及其善捉战机、善于应变突发事件的军事才能。

张鲁闻屏障之险阳平关失陷，更知再作抵抗毫无益处，准备“稽颡”归降。部下阎圃同意张鲁的投降主张，但觉得时机不利，因对张鲁说，现在被迫归降，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杜濩、朴胡均巴中少数民族头领）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就是说先抵抗一阵子，说明自己尚有势力，然后主动投降，情况就不同了，其功肯定要比被迫投降多得多。张鲁接受了阎圃的意见，“乃奔南山，人巴中”。走前，部属想烧掉全部宝货仓库，张鲁对大家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于是“封藏而去”。曹操入驻南郑，见府库封藏完好，甚喜张鲁所为，又知张鲁本有归顺之意，遂派人前去“慰喻”。

九月间，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率领巴夷、賨民归附。史载，这时曹操为了在外行事方便，为自己扩大了专事于外的权力，他借用天子的名义，授命自己，可以“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汉魏春秋》记载了这件事：“天子以公典任于外，临时之赏，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诏曰:‘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日”者，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

其《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实征夷夏，军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须之间，停赏俟诏以滞世务，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巳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义得相奖励，勿有疑焉。’”既有此命，所以当朴胡、杜濩来附时，曹操遂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十一月，张鲁觉得时机已到，便尽携全家及其余众出降。曹操知张鲁来降，亲自出迎，即以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同时封张鲁五个儿子及阎圃皆为列侯，并为自己的儿子彭祖娶鲁女为妻。

至此，曹操征张鲁取得了重大成功。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同时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守汉中；命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

对于曹操征讨张鲁的重大成功，当时担任侍中、跟随出征、后被人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极美其事，因作五言诗一首：“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狱，酒肉逾山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

诗人以愉快的心情描述征战，既歌曹操之功，又颂曹操之德。

的确，这是一次成功的用兵。他利用了孙、刘裂隙加深和西北战场连连取得胜利，群情激奋，以及刘备刚刚占有益州，自领益州牧，但其局面尚未稳定的时候，毅然亲征，战略上是正确的、适时的。稍有迟疑，汉中就难为己有。因为刘备既取益州，始终未忘张松所说的曹操将会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的话，所以局势尚未安定，即以黄权为护军迎接张鲁。可惜他晚了一步。在战术运用上，曹操又一次表现了杰出的才能。一是先期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合两股兵力，逼近阳平关。其中正庆胜于陇右的夏侯渊督领张郃、朱灵等，由临夏趋武都，直抵阳平；曹操自率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和侍中辛毗、王粲、主簿司马懿、刘晔等，由长安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东〉，然后出散关南下至河池（今陕西凤州），进人武都郡境。

两军相合于休亭（属武都郡，或即今阳平关北之巨亭），很快形成拳头。这样先夺取要塞阳平，然后东击南郑要比由长安南下，跨过秦岭而取南郑容易得多。三是巧妙地创造并把握战机。这是谋及长远的战争。曹操在得知刘备人蜀的消息后，即时加速了攻取汉中的步伐。他出于“割蜀之股臂”的考虑，采取了诸多不同以往的策略。这些策略常为史家所非，其实完全是他大处着眼、谋及长远的缘故。其一，“承制封拜诸侯守相”。四、五月间，曹操用兵，依然是旧的风格，攻城略地,动辄“屠之”；到了九月间，突然假借天子之命“封拜诸侯守相”起来了。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来附，均封列侯、拜郡守。及至张鲁来降，竟封鲁及鲁五子和功曹阎□等皆为列侯，还拜鲁为镇南将军。南朝宋人裴

松之注《三国志•张鲁传》评论说张鲁虽有善心，要为败而后降，今乃宠以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看来，晋人习凿齿并不如此看，他借阎圃封侯发了一通议论说阎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

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取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习凿齿的评论是有道理的，曹操大封张鲁等人的确在于以图“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其二，曹操甚知，自己还邺，仅以夏侯渊督兵守汉中是相当口难的，不以宽容的政策笼络汉以及羌、胡将守，难以收民心，无异于悬军绝境。所以当韩遂的部属成公英降时，曹操亦大喜，即以英“为军师，封列侯”②。还有一位刘雄鸣者，蓝田人，先附而后叛，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曹操手捉其须说老贼，真得汝矣！”遂复其官。时又有程银、侯选等，皆河东人，兴平之乱，各有众千余家，后与马超合，超破走，程银、侯选南入汉中，汉中破，降操，操“皆复官爵”；马超将庞德降操，即拜立义将军、封侯。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军事大势的考虑。#p#分页标题#e#

诸此可见，曹操不及半年即有汉中，绝非偶然，既是实力的较量，更是谋略的胜利。惜哉，曹操其人，一阵清醒，一阵糊涂。随后，便即陷人踌躇不前，铸下了又一次历史性错误。

失掉“望蜀”的机会

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陷阳平，人南郑，军势大振。下一步怎么办？既然已经夺关，锁钥在握，是乘势入蜀，抑或见好即收，留军据守而大军引还？

两位丞相主簿司马懿和刘晔都主张乘胜人蜀。司马懿对曹操说广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

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刘晔也向曹操进言，说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②司马懿和刘晔的主张很明确：机不可失，乘胜入蜀。曹操没有听司马懿和刘晔的意见，他感慨地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这里曹操借用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一句话，表达自己的心情。

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大将军岑彭带兵跟随刘秀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刘秀东归时命令岑彭说西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这是鼓励岑彭平陇消灭隗嚣之后立即入蜀击灭公孙述。岑彭按照刘秀的意图，率兵人蜀，大败公孙述，诏守益州牧。嗣后不久，岑彭被刺身亡，将军吴汉等于次年攻灭公孙述。曹操借用刘秀的话，把肯定语变成感叹语，意思是说应该知足，不要得了陇，还想得蜀。七天后，有蜀降者说操克汉中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曹操又有点动心了，问刘晔说：“今尚可击不?”晔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曹操该不该乘胜入蜀，向有不同评论。注史者，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曹操失掉一次大好机会。他说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另一注史者，元人胡三省则为刘晔后来的话辩解，说：“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晔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焉耳。”意思是说，所谓“小定”，不过是托辞，实际上刘晔也已看清楚不可入蜀，所以用此来回答曹操的问题。这就是说，胡三省认为，曹操不入蜀的决策是正确的。后人论此，大约亦不外这两种意见。

近人多认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归纳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曹操很清醒地看到前进中的困难，蜀道之难更过散关，以疲惫之师越险攻蜀，怎得“席卷”；如果曹军深入，蜀军据险守要，会使曹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二，后顾之忧太重，江东孙权、荆州关羽均在窥伺自己的后路，如果大兵入蜀，必将授孙权、关羽以机，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孙、刘分荆州以取暂和，孙权军攻合肥，证明了这种顾虑不是多余的；三，陇右初平，羌人未附，汉中初定，根基不稳，遽然推进，后需难继。

其实还应加一条，即“内有忧逼”，曹操不愿长期在外。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曹操建安二十一年二月还邺；三月亲耕籍田，行天子之仪;五月晋爵为魏王；先后赐死中尉崔琰，把尚书仆射毛玢捉人狱中；不久，建安二十二年四月“设天子旌旗，出人称警跸”，成为实际上的“天子”。毫无疑问，这才是曹操急于引军而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此之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权力，绝除对自己的不利因素，逐步把汉献帝的名义权力也剥夺净尽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既得陇，复望蜀”是不是可能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第一，从当时敌我双方谋臣之见看。己方，谋兵不亚于操、后迁大将军大都督而数败诸葛亮于祁山的司马懿认为“机不可失”;颇有军事才能、屡为曹操称许、在曹丕称帝后屡献大谋以应吴、蜀的刘晔亦认为，应该“因其倾而压之”，富有远见地指出如果不取，“必有后忧'这就是说，当时主张人蜀的人并非一般人等，而是善知军谋的杰出人物。他们完全是度势而言，绝非一时冲动。再从敌方看，刘备谋臣法正作了如下分析广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

这就是说，法正也认为，以曹操之智谋和势力，足可以“因此势以图巴、蜀”。正因如此，当其知操率大军北还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时非常兴奋，即对刘备说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第二，从军事态势看。曹操克汉中，人南郑，益州震动。蜀臣杨洪后来说诸葛亮增兵刘备时说过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何疑。”可见，曹兵驻扎南郑，实将益州北门控制在手，形势极为有利；当时的张鲁已人巴中，准备投降;不久，巴郡内的七姓夷王、賨邑侯均降附，曹操因分巴郡为三，以夷帅分别担任巴东、巴西、巴郡太守。

这就是说，益州刺史部的北部，包括汉中、巴郡等实已成为曹操的实际控制或间接控制之地。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久之后，张郃才能够“督诸军徇三巴，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今四川渠县）”。另一方，当时刘备的主要军事势力，的确如司马懿所说正远争江陵。曹操建安二十年七月人南郑，刘备听到“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的消息，而急于同孙权分荆州媾和，及至引军还江州（今重庆），已是当年十一月间的事。可见，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军事优势一直是在曹操一方。或谓益州震动，“蜀中一日数十惊”，不过是数日之事，七日之后已“小定”，如果苦历时日，及至打到成都，蜀已“大定”。

这是静态地看问题。曹操破汉中，蜀人震惊，只是当知曹操大军驻汉中不进时才有了七天后的“小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大军继胜而进，那么蜀中就绝不会“小定”，而必是惊上加惊，也绝不会是一般的“斩之而不能安”，而必是惟恐逃命不及了。#p#分页标题#e#

第三，从地理形势看，凡认为曹操的决策是正确的，大都强调蜀道之难。曹操既履散关之险，必惧蜀道之难。事实上，蜀道难固难矣，但并不是曹操之根本所虑。当时，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门户，阳平关既是南郑的关隘，又是益州的关隘。克阳平，取汉中，实际便扼住“益州咽喉”，然后即可避过米仓山、大巴山艰难之处，沿嘉陵江谷地南进人蜀。历史证明，张鲁投降后，曹操引大军还，留张郃与夏侯渊守汉中，随后张郃即按照曹操的意图，别督诸军进入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甚至一直打到宕渠，只是因为到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才引还南郑。

宕渠为今之四川渠县，地处川东达县地区西南部。可见，张郃的部队已能到达益州腹地。他们并没有因为地理方面的困难而不前。从另一方面看，张郃到达宕渠，刘备令张飞与张郃战于瓦口，郃收兵还南郑，张郃回军路上和不久之后蜀军向汉中进发，似乎也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地理方面的困难，即到达了阳平。因此可以肯定，在当时即使地势有所不利、蜀道亦有艰难，但并没有困难到难以用兵的程度，况且开始时尚无劲兵把守，实难阻止大兵压境。所以，不能以此证明曹操不入蜀的决策是正确的。

第四，后顾之忧虽有，但不可怕。曹操征张鲁之时，亦是孙权、刘备矛盾日趋明朗化之时。曹操毅然用兵汉中，也正是由于看准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早巳料到谋兵汉中以后，孙权会有动作，所以才有“贼至乃发”的密教给张辽等。曹操将攻汉中，本已剑拔弩张的孙、刘两家“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七月曹操陷阳平、取南郑，八月间孙权即率众十万围合肥，结果惨败于曹操的预谋之下。

应该说，孙权、关羽等的确是后顾之忧，不可不预。但就当时的情势看，并不可怕，一是孙权新败，余悸未平，短时间内不可能组织大的进攻;二是孙、刘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形成可靠的联盟；三是孙、刘两家当时均无进取中原之谋。事实也证明，从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拔汉中，到二十一年二月曹操还邺，以至二十二年正月曹操主动攻孙权，前后一年半，孙权均无大的行动。因此，不能把后顾之忧看得太重;事实上，曹操也没有把它看得太重。

第五，羌人新败未必尽附，但一时尚不构成后方的威胁。论者或谓羌人新附、关陇不稳亦是曹操不敢贸然人蜀的原因之一。实则从历史记载看，当时的羌、氐诸部虽不内附，并曾助马超、韩遂抗操，但极少主动攻击中原，每有战事，多系被动受兵。夏侯渊受命讨伐马超、韩遂，因势击其辅助势力，于是有了攻击兴国氐、长离羌和围抱罕斩宋建，以及张郃兵人湟中，降服诸羌之举。当时韩遂已死，马超已奔，诸羌虽众，但诸部多附于曹，并未形成什么统一的反抗力量。所以，就当时之大势看，诸羌不会贸然行动，曹操也不该因此而影响对于大局的考虑。

总之，曹操既取汉中而不人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造成这次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是曹操急于巩固和发展朝中权力，急于回朝筹划晋爵为王（回邺三个月后），进而“设天子旌旗，出人称警跸”（一年后）和戴上“十有二旒”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一年半后果如司马懿所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自此之后，刘备、诸葛亮自始至终都把汉中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紧紧地扼住了益州的出入门户；曹操则从此陷入被动挨打局面，从外线主动进攻转为内线被动御敌，以至不仅再无谋蜀的机会，而且保留既得地盘也陷入困难，从而也为子孙谋取统一大业之举留下了难以逾越的沟坎，穷于防御，而无进攻之力。惜哉，“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司马懿语）。嗣后，我们看到的就完全是被动作战了。

汉中不复再有

历史的结局是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结果，因而也是检验历史人物谋略、决策及其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尺。

曹操自汉中还邺，永远失去了再次谋蜀的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的军事失败，统一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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