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述论曹操的文学贡献及其思想，自然要讲曹操对于建安文学的特殊贡献和影响。

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袖

钟嵘《诗品》说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植曾封平原侯），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在邺下的确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人集团。那么，这个集团是怎样形成的呢？曹植在给杨修的一封信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琏(应場）发迹于北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指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这就是说，邺下所以“俊才云蒸”（刘勰语），形成了一个“盖以

百计”的很大的文人集团是与曹操广泛罗致分不开的。曹植不无感触地将曹操的手段喻之为布下天罗地网。这虽然不免夸张，但也颇有道理。数百年后，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人我彀中矣’。”（《唐摭言》卷1)实际也是这个意思。

自然，曹丕、曹植兄弟在这个集团的形成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曹丕，是人所共认的建安文学集团的实际组织者。

曹丕、曹植都曾谈及建安七子。从他们的著作中不难看出，曹丕同七子的关系较之曹植与七子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读其怀念诸子的文章，令人感伤。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一同游玩，一同行止，一同饮酒，一同赋诗，未曾一刻分开。寥寥数语，生动地说明了邺下诸子是如何非常紧密地团结在曹丕的周围。曹丕的核心作用和组织作用可谓昭然纸上。诸子也有自言其当时同曹丕通宵达旦在一起賦诗的，如刘祯《增五官中郎将》诗说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君侯（丕）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卤，黾俛安能追。”（《文选》卷23)这说明，诸子不仅佩服曹丕，而且觉得同他在一起为文赋诗非常快乐，所以是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曹丕对于建安诸子相继逝去，很为悲伤。为了纪念他们，他亲自“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他说，在编纂七子遗文时，“观其姓名，巳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此言亦当是其真实的心情写照。

曹丕在编纂七子文集的过程中详细阅读并研究了七子的文词书賦，并加以对比，从而作出了恰当的评价，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说，七子之文得曹丕之力而流传不失；曹丕因七子之文成其文学理论。

建安七子之称，出自曹丕《典论》。曹丕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璟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共创建安文学，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曹操。曹操把这些有才能的文人，网于身边，置于麾下，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而且言传身教，或令其与自己的儿子共题作文，或以自己的诗作示众。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建安时代的文风，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时代使然，但与曹操的提倡和无形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妨说，所谓“建安风骨”，首先就是曹操的诗文风骨。

下面具体看一看曹操同建安七子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关系。

七子之中，孔融最长。不少人认为，孔融比其他人大二十多岁，比曹操尚长二岁，曹丕将其列入七子之中是件很不调和的事情。实则不然。孔融其人虽然意广才疏，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但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曹操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迎帝都许后立即将其从北海相任上征为将作大匠，后迁少府。孔融建安元年被征，十三年被杀。从时间上说，他虽然未与建安相始终，但已占大半。

如同王粲相比，粲建安十三年归操，二十二年死去，附操仅有九年时间。其他诸子也都先曹操而死，均未与建安相始终。所以不必从时间上计较，主要视其在建安时代的文学影响。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雄）、班（固）俦也。”（《典论》）刘勰说，“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文心雕龙》卷4)。

这大概是整体观察其作品的风格。曹丕、刘勰都肯定了孔融的文章，但同时都指出了孔融文章的重大缺点，即“理不胜词”、“文教丽而罕于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孔融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但于理不协，喜欢强词夺理，还“杂以嘲戏”。但就其流传下来的仅存作品看，不可否认，刘勰说得很对孔融所创，有慕伯喈”。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孔融诗文之中亦不乏豪直之气，且极称曹操功德，因此也无愧建安之风。诸如他悼伤幼子的《杂诗》一首就很感人。

远行送新客，岁暮乃来归。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巳潜光辉。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孤魂游穷暮，飘砜何所依。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诗中“悲凉”之气，不亚曹操伤感之作。另如建安九年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亦不失为一篇杰出的散文作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指相知相识的人），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开头数语即将时光不永，倏忽暮年之感跃于纸上。文章较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语早出三年。固然不能硬说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亦不能排除二者思想上的相通之义。至于文中称颂曹操“匡复汉室”之功、备陈“得贤”之要，我们同样不排除二人间的相互影响。宋人苏轼说孔融此文“慨然有烈丈夫之风”（《乐全先生文集叙》），当然是极有道理的。#p#分页标题#e#

王粲，字仲宣，先依刘表，后归曹操，“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他的诗文较孔融表现着更多的“悲凉”之气，因而也更多地与曹操的作品相通。他不像孔融在政治上反操，而是忠心追随曹操，作过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并曾随军出征，作《从军诗》等大颂曹操武功。王粲的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賦》等。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

王粲的此类诗同曹操诸多叙史诗立意没有两样，然其哀伤之情尤过曹操“悲凉”之气。王夫之评论此诗说落笔刻，发音促，人手紧，后来杜陵有作,全以此为褅祖。”（《船山古诗评选》卷4)《登楼賦》也是一篇成就很高的作品，“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写尽怀才不遇，有乡难回之思、之苦、之难、之悲。全篇感情深沉，哀婉悲凉。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因而也最为后人重视的一人，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王粲所以为诗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当如南朝宋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所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文选》卷30)就是说，这是时代特点及其自身经历所决定的。其二，当是邺下文人的共同“风骨”，乃时风所尚。这里，自然不能否认曹操的影响。

阮瑀，字元瑜，曾与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祭酒，管记室。“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这说明，第一，阮瑀的文章写得好，言简意明，想增加一个字或删掉一个字都是不容易的;第二，阮瑀深能体会曹操的思想，并且颇善曹操为文风格。可惜此书未传，不得而知。但我们从现存的阮瑀曾受曹操之命以曹操名义撰写的一封给孙权的信，完全可以证明如此评价是恰当的。阮瑀有诗《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的是一孤儿受后母虐待，深切怀念亲生母亲，在生母坟上对作者的哭诉。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撕。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后人评论此诗大都使用近于评曹操诗之文，如清人陈祚明说，“质直悲酸，犹近汉调”(《采栽堂古诗选》)。

曹丕说，“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場称同作”（《叙诗》）。此处所谓“命”，当然是指曹操之命。可见，阮瑀、王粲概同曹氏父子有着近似的文风，绝不是偶然的。

陈琳，字孔璋。关于其先依袁绍，后归曹操，曾为袁绍写过《讨曹檄文》，曹操爱其才而不罪的生平史，前已论及，此不再赘。晋人鱼豢《艺文类聚》卷58《檄》引《典略》说，“陈琳作诸书与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陈琳所制，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可见，曹操对于陈琳的文章是特别欣赏的。他同阮瑀同掌记室，因而人们常喜欢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评论。曹丕说广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典论•论文》）又说孔璋章表殊健，……阮瑀书记翩翩。”（《与吴质书》）刘勰说，“琳、瑀表章，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文心雕

龙》卷5)。陈琳有名的诗作当为乐府古题《饮马长城窟行》，诗中有云：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清人沈德潜说，此诗“可与汉乐府诗竞爽”（《古诗源》卷6)陈拃明说孔璋《饮马》一篇，可与汉人竞爽。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采菽堂古诗选》卷7)可见，陈琳为文、作诗几近汉响，又备邺下之风，因多曹氏之韵。

另，刘桢字公干，应場字德琏，皆有文名，因而都受到曹操的重用，都被任用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似乎是惟一没有做官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所谓“箕山之志”，就是学习古人许由避世隐居，不为世所累。相传:尧时有高士许由，因为尧想让位给他，他不愿接受，隐居箕山。

除了建安七子之外，据《三国志•王粲传》说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麇、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亦有文采”云云，说明这些人的文章都是非常出众的。邯郸淳曾受到曹氏父子三人的重视，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曹丕“宿闻淳名”，因而向曹操打报告，要求让淳做自己的“文学官属”；曹植也向操“求淳”。曹操“遣淳诣植”，曹植高兴得手舞足蹈。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丕）颇不悦”。

但后来他“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又讨得了曹丕的喜欢。繁钦，以“文才机辩”闻名，“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官丞相主簿，曾作《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路粹，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同典记室，留世著作大都与曹操杀孔融有关，不管是《为曹公作书与孔融》，还是承曹操旨意上奏“数致融罪”，文采大都很好，因而“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p#分页标题#e#

建安十九年，“路粹转为秘书令，从大军至汉中，坐违禁贱请驴伏法”。贱值得到一头驴子，何止杀头，所以实是曹操借机将其杀掉，以平时人对孔融被诛之愤。丁仪兄弟、杨修与曹氏父子的关系，前均论及，不赘。荀纬，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其名不及七子与繁、路、丁、杨等。

2.曹操与蔡文姬《悲愦诗》

如论建安时代颇负文名、且与曹操紧密相关者,不能不论及蔡文姬。近人郭沫若甚痛文姬身世，因作剧《蔡文姬》，并为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此为契机，大作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从而引发了“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推动了对于曹操的研究。

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是汉代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史载，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她的作品，《后汉书》载其《悲愤诗》二章，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宋人苏东坡认为二诗“明白感慨，颇类木兰诗，东京无此格”，是伪作;后人大都认为诗中肺腑之言，决非他人所能代。

另有《胡笳十八拍》，郭沫若认为是“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唱，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断非伪作。但近人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都认为是伪托之作。窃以为，《悲愤诗》决非伪作，《后汉书》本传载其文，苏东坡等证据不足，难以证伪;《胡笳》虽如郭沫若所论甚近情理，但细品诗文，不能不承认，文多泛溢后人托作之气。

这里特别要讲的是，设无曹操，便不可能有蔡文姬归汉，因而也不可能有《悲愤诗》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作品问世。曹操以大量金钱珠宝赎归蔡文姬这件事，论者通常是大加肯定的。我总以为，此事应作两面观。其一，曹操闻文姬没于匈奴，痛友人无嗣，将其赎回，无论其是否别有所图，无可非议;其二，曹操迎文姬归汉，没有给文姬带来欢乐，反而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创伤。严格说来，文姬最大的“悲愤”莫过母子分离。因此亦可断言，如无母子分离这种断肠事，《悲愤诗》或不之作，亦属可能。所以，曹操迎文姬，不宜过高评价，更不必扯上爱国主义。

蔡文姬的《悲愤诗》百另八句。诗人极其真切地历述汉末战乱之苦。

……卓众东来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种现实主义、诗史般地描述，既具汉、魏古风而又过之，读来令人扼腕。诗人紧接着叙述自己没人匈奴后的思乡之情：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远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言真意切，无半毫虚假。随后便是诗的核心主体部分：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另1J。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凶（胸）臆为摧败。

诗人将发自内心的恋子之情，喷发纸上，肝胆俱碎，以至精神失常。哭声一片，连拉车的马儿都为之动情而踟蹰不走。“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当此之时，诗人竟发出了是否应该归汉的迟疑。既已回汉，曹操并没有给文姬新的安适，他将其“重嫁”于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法，曹操要将其处死，文姬面临再寡，顾不得许多，蓬首徒行，向操求情。

史载，“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言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之改容。”曹操也被文姬的言辞感动，赦免了董祀。归汉的感受和遭遇，便成了诗人在《悲愤诗》中最后一段的倾诉。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悲愤诗》熔个人遭遇、社会动乱及人民的苦难于一炉，感情迸发，盛极悲凉，语言质朴，泣声动人。当代文学家刘大杰认为，《悲愤诗》“笔力深刻，概括性很强，与曹操的《蒿里》、王粲的《七哀诗》有共同的特色Z的确如此。

蔡文姬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动人之作呢？其一，固然是悲惨的身世所使然。战乱中的痛苦遭遇，异域的生活感受，母子分离的切肤之痛，从而激发了她的心中悲愤，丰富了她的创作内涵，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个性；其二，汉魏文风，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的影响。我们可明显地看到，《悲愤诗》的“悲凉”之气，既类于曹氏父子与七子之作，而又过之;其三，本人文化功底厚实，甚得家传之精。

据载，文姬自言，其父曾“赐书四千卷许，流离涂炭，罔有存者”，而晚年尚能“诵忆”四百余篇，曹操令其写出来，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可见，家学影响之大。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除第三点原因外，其他两点都与曹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妨说，蔡文姬虽非建安七子，未曾直接受制于操，但其创作成就都同七子一样与曹操有着密切的干系。没有曹操，很难想像蔡文姬会有《悲愤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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