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儿子们争立太子斗争

曹丕字子桓，曹操的第二个儿子，东汉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冬生于谎（今安徽亳州市），母卞氏。

曹丕

曹操很重视对儿子们的培养，在曹丕五岁的时候，便教其学射，六岁的时候，便教其学骑。因而，曹丕八岁的时候，便能骑马射箭。嗣后常被带到前沿阵地，熟悉战阵，观摩战事。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年仅十一岁的曹丕跟随父亲南征张绣。张绣降而复叛，曹操为流矢所中，险些送了性命，大儿子曹昂、侄儿安民均被杀，而曹丕却靠得自己的机警和善骑，在混乱中乘马冲出重围。

《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说,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观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他自己也说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这段话，既道出了他从父亲那里受到的影响，又对自己的学问作出了非常自信的估计。

曹丕的青年时代，没有多少功业可称，因而史书也没有多少有分量的记录。我们只能从《武帝纪》和同曹丕有关系的其他列传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记述中加以梳理。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丕十七岁，从征袁氏兄弟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军旅之中作诗四首，诗中有云：“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写得颇有气势。

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住在袁绍的府第中，曹丕“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典论•内诫》），遂纳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氏为妻。

建安十一年，曹丕二十岁，开始预政。是年正月，“曹操自将击高干，留其世子丕守邺，使别驾从事崔琰傅之”。十三年，从征刘表，未见其有什么武功，惟作《述征赋》留世。“荆楚傲而拂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就其文意看，当为振兵待发或征途之中的作品。十四年三月，曹丕随军至燋。曹操在燋，作轻舟，治水军，重练士卒，不数月，战败后的又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建起来了。曹丕参与了这次重整军旅的活动，并随军东征，情绪很高涨，因作《浮淮赋》，其序说：“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

时余从行。始人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及至师无大功而还燋，曹氏父子均始面对现实，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时，曹丕有《感物賦》之作，其序说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序文及其赋反映了曹丕赤壁失败后感世事变化无常的情绪，多有悲凉之气，不似出征时所作《述征賦》和《浮淮陚》那样慷慨奋发。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丕二十五岁，是其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年。“春正月，天子命公（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五官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是皇帝的侍从官。曹操突破原来的框框，让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并为其置官属，宣布为“丞相副”，实际就是将其放在自己的助手地位上。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后，于史可征者有两个方面的事，一是一批文人迅即团结到他的周围。《三国志•王粲传》说始文帝（丕〉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璜字德琏、东平刘祯字公干，并见友善。”徐、陈、应、刘死后，曹丕曾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倶逝，痛何可言邪!昔曰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相交之密。二是遣将镇压了河间民田银、苏伯的起义。《三国志•常林传》说，“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文帝……遣将往伐，应时克灭。”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的几年，也正是乃父曹操加强权力的几年。曹操对于大事无不亲躬，所以曹丕建功机会甚少，功业不著，除时或从征以外，主要致力于同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和组织邺下文人从事文学方面的活动，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文人集团，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陚。其中可称者有《登台赋》等。建安十七年，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为赋。据载，“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曹丕不及曹植来得快，然而其作亦为可观。曹丕《登台赋》其词为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此赋文辞秀丽，不失为描写景观之佳作。但也应该承认，如与其弟曹植同题作相比，的确不及其情景交融，寓意深切。此后，曹丕还因友人阮瑀早亡，伤其妻孤寡，作《寡妇》诗、《寡妇赋》留世；十八年，再从曹操南征孙权，作《临涡赋》；曾随曹操出猎，因作《校猎赋》；十九年，作《槐赋》；二十年，作《柳赋》等等;二十二年，立为太子。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曹丕承袭乃父曹操的事业，秉汉政，为魏王，进而逼禅代汉，成为三国魏朝的第一代皇帝。

曹彰

曹彰字子文，曹丕同母弟，长于曹植。为人好武，不善读书。《三国志•曹彰传》载，彰“少善骑射，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青）、霍（去病），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4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封鄢陵侯。#p#分页标题#e#

二十三年，曹操以彰为北中郎将伐代郡乌桓，临发，特意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彰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身自搏战，“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余里”，斩首获生以千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时鲜卑大人轲比能率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曹彰力战，所向皆破，亦请归服。曹操在长安得到“北方悉平”的消息，即召曹彰到长安。二十五年初，曹操东返，留彰行越骑将军，镇守长安。曹操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曹丕即位后，他同曹植等均被遣就封国。黄初四年，朝京都，暴薨。世人大都以为是被曹丕毒死的。

曹植

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四个儿子，曹丕同母兄弟。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生，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病故，终年四十一岁。

曹操很重视对曹植文功武略的培养。曹植十四岁从征袁谭，“东临沧海”；十六岁从征乌桓，“北出玄塞”；二十岁从征马超，“抱疾以宾从”；二十一岁、二十二岁又两度同其兄曹丕一起从征孙权。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续编卷一》中说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此二者，独魏陈思。”这是从实际中得出的评价。《三国志•曹植传》载，曹植“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辞賦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操）尝观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賦。

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这就是年轻时的曹植。他同曹丕一样，喜欢读书，且善写作，以至写出的文章被曹操怀疑为请人代作。曹丕、曹植的《登台赋》都是佳作，而曹植之赋尤显才气横溢。

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其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此赋开首即发出对乃父的崇敬和随父登台游赏的兴奋之情；既而书尽台之巍峨壮观，并且非常自然地同操的圣德联系起来。这样的情景交融、才气横溢的辞赋，自然得到了时人的重视。所以曹操对其“深异之”亦绝非偶然。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正月，曹植被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七月，曹操征孙权，留曹植守邺。《三国志•曹植传》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可以看出，曹操令植守邺，实是示以重用。十九年，是曹植最为得意的一年。曹操的态度，使曹植及其羽翼加强了争嗣的步伐和决心。《三国志•曹植传》说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廪、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但不久，曹操的态度变了，形势也便起了变化。

建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曹操于三年之中都没有给曹植什么重要的事情作。曹操既以曹丕为太子，立即开始抑制曹植，陡然间，他陷入惶惶不可终日、“内不自安”中。及至曹操死去、曹丕继位，他更是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植被迫离开了都城，到了自己的封国临淄。黄初二年，险些送了性命。“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他由郡一级的侯爵贬为乡一级的侯爵。不久又改封鄄城侯(县侯）。黄初三年三月，曹丕在封诸弟十一人皆为郡王以后，四月间也开恩封曹植为鄄城王（县王）。

但不久，又有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诬告曹植。曹植再次获罪，召至京都。曹植甚知“身轻于鸿毛，而镑重于泰山”，因而鼓起勇气，自我辩白。曹丕免了他的罪，使他大受感动。此后一段时间，心情颇好。据《洛神赋序》看，他在这次朝京返国途中“还济洛川”，自谓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洛神陚》。继而连连上表贺瑞。

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俱朝京师”。《曹植传》注引《魏略》说，曹植自念有过，“科头负鈇鑕，徒跣诣阙下”，“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六月，曹丕先将曹彰毒死，然后“复欲害东阿（植）”，幸太后出面说话，“彼巳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得免一死（《世说新语•尤悔》）。是年，曹植回到鄄城后，又被徙封雍丘王。每次得封和徙封，曹植照例都写谢表，重点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颂丕之德,一是自陈自罪。曹植卑辞求恕，从保护自己说，比曹彰高明，因而有“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的记载。黄初六年，曹丕东征，过雍丘时，还特地到曹植住的地方看了看，为其增邑五百。

这里，顺便谈一下影响深广的曹丕令曹植作《七步诗》的问题。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说，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应声便为诗一首：“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太平广记》卷137《曹植条》说，文帝曾与曹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曹丕令植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植策马而驰，遂揽笔赋诗两肉齐道行，头上带横骨，行至囟土头，蟀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

赋成，步犹未竟，重作《煮豆》诗。《三国演义》将两件事置于同一环境，大加渲染，说操死后，植不奔丧，丕派许褚把植从临淄捉到邺城，欲杀之，母亲卞后求情，丕已答应不杀植，然而又愤不能平，听华歆之“以才试之。若不能即杀之;若果能，即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遂命七步为诗，先作《死牛》，后作《煮豆》。经《三国演义》这样一说，世人皆以为是。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一，时序不对。曹植是在曹丕为魏王以后就国的，此时用不着把他从临淄捉回来；第二，度于理，曹丕虽昏，但不可能用命作七步诗的方法，以期达到杀植的目的。#p#分页标题#e#

因为这样做法，过于暴露阴险残毒的面目；第三，曹植本是“软骨头"，曹丕为王称帝后，植说过许多拍马和表现可怜相的话，诸如“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所以，他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下当着曹丕的面作出含义如此尖刻的诗;第四，时之曹丕最恨曹植，欲除之心昭然若揭，虽然答应母后不杀，但是既睹此诗，必然怒不可遏，必不复谅。因此，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如《诗纪》所说“本集不载，疑出附会”；第二，《死牛》低俗无华，形同打油，非植所作;《煮豆》当是自伤自叹之作，初不示人，所以“本集不载”，及至曹丕物故，自然为人所称，所以南朝任昉有“陈思见称于七步”之语。笔者以第二种可能为是。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儿子曹睿继位。在此转折之机，曹植试图改变自己的境遇。先是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帝诔》表示哀悼之情。废话、空话、违心话，洋洋洒洒千余言，只见美辞，不露怨言，足见其用心之苦。当然，如果将其置于当时的环境，我们从其引经据典，堆积辞藻，卖弄文采想想，自然也透露着一种抑制着的兴奋情绪。

其实，曹丕死后，曹睿完全继承了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徙曹植为浚仪王；二年又令其复还雍丘。史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他以为新主执柄，情势会有变化，因而立即“上疏求自试”。《求自试表》中卑辞陈诚，在自己的侄子面前大讲君臣之道。进而提出：“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最后备述不得重用之痛，“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照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古代善相狗者）知其才。……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邑而窃自痛也。”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再次徙封东阿王。五年，再次上疏求用。魏明帝对于曹植的数次上疏，“辄优文答报”，并诏准诸王于太和六年正月朝京，但就是不打算起用他。太和六年二月，以陈四县徙封曹植为陈王。曹植在朝京期间，“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

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据载，“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死后谥曰“思”，后世因称“陈思王”。《谥法》说追悔前过为思”。可见“思”字并非美谥。

争立太子的斗争以及曹丕为帝后的作为

在封建社会世袭制度下，立嗣一直是干系社稷安危的大事。为了争立太子，兄弟相残，以致酿成杀父弑君的事，比比皆是。曹操很明白这一点，因而他在尚未封功建国之前即已开始考虑继承人的问题。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长子曹昂和爱子曹冲已死，按照立嫡立长的封建传统，卞氏所生的儿子曹丕、曹彰、曹植便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了。因此，曹氏诸子争立的斗争也就主要在一母所生的三个儿子间展开。

曹冲死的时候，曹操对丕说“汝曹之幸”。“汝曹”之“曹”乃是“辈”意，可见非指一人。这说明至少在建安十三年前以谁作为继承人，曹操还没有定。也正是这个原故，所以丕、彰、植三兄弟都在积极准备，并为此展开了明争暗斗。

应该承认，曹植的聪明的确曾经得到曹操的重视。及至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以后，曹操欲立曹丕的态度已经比较明朗，但争夺立嗣的斗争却更趋白热化。双方的策略大致相同，一是揣测曹操的意向以进言；二是努力在曹操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与孝诚；三是窥伺对方，挟嫌攻击，破坏对方在曹操心目中的形象。

说曹操有意于曹植，史有明载。《三国志•王粲传》注弓丨《魏略》说，“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明帝纪》裴注说，骑都尉孔桂得到曹操信任，“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淄侯，因更亲附临淄侯而简于五官将”；《曹植传》注引《文士传》说，丁麇曾在曹操面前大赞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

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曹操听了丁麇的说辞后说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丁廪虽然不敢直接回答，但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说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曹操颇为赞赏丁廛的话，“深纳之”。

但是，曹操最终还是立了曹丕。原因在于:第一，曹丕的支持者更善于以微言大义说操。《三国志•贾诩传》载,曹操问诩立嗣事，诩以“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指袁绍、刘表立嗣不以长，酿成兄弟相争）之语对。《崔琰传》载，崔琰露板答曹操问嗣事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毛玢传》载，毛玢密谏曹操说：“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

废立大事，非所宜闻。”《邢颗传》载，邢颗对曹操问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桓阶传》载，桓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谏密谏，前后恳至”。第二，曹丕在自己的支持者的辅助下能够尽度曹操心理，从而隐其诡诈，以敦朴、无华、纯孝的形象面对乃父。他们很明白，靠卖弄机灵和文采，曹丕不是曹植的对手，与其在这方面争锋，毋宁趋长避短，以木讷敦厚、崇德尚孝相抗。《贾诩传》说，贾诩曾教曹丕以自固之术，“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巳”。

曹丕接受贾诩的意见，“深自砥砺”；《吴质传》注引《世语》载，曹操有一次出征，曹丕和曹植都在路旁送行，“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操）亦悦焉”。面对此种情势，曹丕“怅然自失”，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心腹支持者吴质立即小声对其说“流涕可也”。#p#分页标题#e#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场面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嘘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文无一章，言无一句，“泣而拜”，“诚孝”之心昭然，一下子就把曹植比下去了。又有一次，曹丕把朝歌长吴质装在废簏（簏，音鹿，用竹或柳条、藤条编成的筐形容器）中用车拉回，与其谋划对付曹植的事。结果被曹植的人知道了，杨修报告了曹操，但曹操没有来得及当场检查。曹丕有点害怕，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无害也。”数日后，吴质“复以簏载絹以人”，杨修以为簏内仍然装的是吴质，又立即报告了曹操，曹操马上派人检查，结果尽是丝絹。曹操“由是疑焉”。疑什么呢?疑曹植、杨修等共谋陷害曹丕。

不几年的工夫，植败而丕胜便成大势所趋。曹植虽然“言出有论，下笔成章”，文章写得好，但“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35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曹操最终决定，以曹丕为魏太子。并同时发出《告子文》说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以表白自己欲立曹丕为太子是早在建安十六年诸子封侯时就定了的。

曹丕既立为太子，更加“深自砥砺”，但暗地里却喜不可耐，竟失态地抱着议郎辛毗脖颈说：“辛君知我喜不?”辛毗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女儿宪英，宪英对此很反感，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免动乱的诸多安排，除了抓紧时间立王后，以备有朝一日保太子得承懿旨而立外，最重要的是削弱曹植的势力，压抑曹植气焰。最为明显的事例有三：（1)曹植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曹操为此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元人胡三省注《通鉴》说，“汉《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改具。又《宫卫令》：出人司马门者皆下。是司马门犹可得而出人也。若魏制，则司马门惟车驾出乃开耳。”可见，曹植行驰道中和出司马门都属于违制、僭越不轨的行为。因为曹植不是太子，更不是王，没有资格从这里出人。

曹操借此，狠狠地打击了曹植，杀了为曹植提供方便的公车令，并有针对性的“重诸侯科禁”。《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说，曹操“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又说：“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据此，曹植好像是由于私出司马门而失宠，从而彻底动摇了地位。其实，时之曹植已经失宠，但他不知自励，曹操完全是借机而发，有意而抑之。（2)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衣服到铜雀台，“操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曹操虽然有吏民文绣之服，“复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一类的诫令，但并未谈到罪可至死。

这里的所谓“违制命”，显然也是指其超越了她的身份。因为她不是太子之妻。（3)剪除曹植心腹，杀杨修。杨修其人自作聪明，为曹操所难容，杀身之祸确属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将这件事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便不难看出，另一重要原因是，杨修与丁仪兄弟谋立曹植为太子。曹操初欲立植，故不为意，既至太子已立，他便立即从另一个重要角度考虑问题。

他确信杨修、丁仪、丁廪等不会为曹丕所用，因此，为了避免死后兄弟争立，避免袁氏兄弟各有自己一帮人的覆辙重蹈，确保曹丕能够顺利承继大统，于是毅然走出了杀植羽翼的这一步。再加当时曹丕用阴谋手段制造假象，离间了曹植及其心腹与曹操的关系，使操更加感觉不除杨修等则国家难安。“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之。”杨修的重罪有二:

一是“前后漏泄言教”，二是“交关诸侯”。所谓“漏泄言教”，概如前述“鸡肋”和“忖度操意，预作答教，……操怪其捷”类;所谓“交关诸侯”，实际就是指其为曹植羽翼。

杨修被杀之后，问题已很明朗，曹植已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更加“内不自安”，唯饮酒解忧。曹丕乘机火上浇油，以达到彻底破坏曹植形象的目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以罪除杨修”之后，曾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南救曹仁（时曹仁为关羽所围）。临行前，曹操呼植“有所敕戒”，但此前曹丕已预料到这一点，因而先此将曹植叫去饮酒，名为饯行，“逼而醉之。王(操）召植，植（醉）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曹操一怒便收回了成命。

曹操杀杨修仅仅是剪除曹植心腹的开始，“修死后百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就是说，他还没有来得及杀其他人就死了。这件事，不久便由曹丕完成。“文帝（丕）即王位，诛丁仪、丁廛并其男口”可以看出，曹操为了确保曹丕能够顺利地继位，不惜杀人，做得是有点过分了。但这是我等常人之见。在曹操看来，确保太子是大事、大局。

大局定则世不乱，世不乱就能避免兄弟征伐残杀，就能避免死更多的人。史学研究工作者就应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我把曹操晚年抓紧时间果断地立太子，并为太子继位创造条件、扫清道路这件事加以肯定。被杀的人，不管是杨修、丁仪兄弟，还是曹植妻子、公车令，都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固然有点可怜，但这就是历史。

至于曹彰，自称“好为将”，但不善读书。所以，曹操从未把他作为继承人考虑。但曹彰的自我感觉良好，因而也不无觊覦之心。曹丕对他也有所提防。曹彰北征乌桓，得胜0当时，曹操在长安，为对付刘备，召彰。彰自代往长安，经过邺，曹丕对其说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据说，彰到长安后，如曹丕言,归功诸将，因而曹操很髙兴，手持曹彰的胡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不让曹彰居功自傲，看似好意，实际也是为了泯其功劳，尽力消减其影响。历史上，先王宾天之时，往往亦是诸子争立的激烈之时。史载，曹操疾甚，“驿召彰”。曹操为什么急急召彰，史无明记。

据《曹彰传》注引《魏略》说，“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这是曹彰个人的揣测，并无实际根据。时曹植自知难与曹丕抗衡，所以急谓：“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其实，曹彰本人倒的确是表露了觊觎之意。《三国志•贾逵传》说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曹彰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想拉曹植也没有成功，只好作罢。#p#分页标题#e#

但从此埋下了不得其死的原因。《曹彰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指的就是这件事。《世说新语•尤悔》说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

曹丕为太子后，甚知韬光养晦之要，少问政事，精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著述，并为友人编选文集;一是加强同重要臣僚的联系，以期得到支持。

《文帝纪》注引《魏书》说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传所著《典论》、诗陚，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可见其用功之勤。

《钟繇传》说，魏国初建，钟繇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繇传注引《魏略》又说繇为相国，以五熟釜鼎范因太子铸之，太子与钟繇书曰：‘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今执事寅亮大魏，以隆圣化。堂堂之德，于斯为盛。诚太常之所宜铭，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这实在是如同为钟繇生前建祠、树立颂德碑一样。另对御史大夫华歆、大理王朗等,均予称誉。可见其用心之苦。

对于曹丕来说，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正月，嗣魏王位，为丞相，领冀州牧。丧事毕，立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政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想法把自己的亲兄弟狠狠地整整，使他们尽快离开政治中心地，明令曹彰、曹植等与诸侯都马上回到自己的封国去。

几件事情做过以后，内外稳定了，逼禅代汉便提到日程上了。为了夺禅，他同臣僚们频作“双簧”表演，大作舆论上的准备。汉献帝明白，与其等死，不如主动让位，庶可保住性命。延康元年十月丁卯（公元220年12月7日）汉献帝使御史大夫张音最后一次持节奉玺绶禅位，诏书从尧舜禅让，天命不常，惟归有德说起，然后述曹操之功，最后落脚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此万国，以肃成天命”。三天后，庚午（12月10日）曹丕便筑坛繁阳（繁阳亭在今河南临颍境），“登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汉纪年）为黄初（魏纪年），大赦”。

曹丕黄初元年十月为帝，七年五月驾崩，做了不到六年的皇帝，四十岁就死了。无庸讳言，这是三国魏的重大损失。因为他的才能较其后继者实在是强多了。

六年中，曹丕在军事方面的作为，远不及乃父功业之恢宏。尽管他自己很自负，但算不上什么军事家，更难说是军事思想家。总的来看，曹丕对于三国鼎立的形势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军事和处理同吴、蜀的关系上都出现了错误。该出兵时不出兵，错过战机;不该出兵时出兵，构恶关系。孙权利用了曹丕的错误和弱点，对魏外卑而内亢，从来不抱幻想;用得着时，借魏胁蜀，用不着时，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则联蜀抗魏，纵横捭阖倒是颇为自如。曹丕在政治上，颇有一些对后世有所影响的作为。

曹丕甚知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与斗争是东汉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因而初为魏王，即宣布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并将此规定作为一项不变之策，“藏之石室”。这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散骑常侍不再任用宦者而皆用士人。因为宦者既然不过六百石，当然就没有资格担任官秩二千石的散骑常侍了。无疑，这是在政制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

曹丕在限制宦官权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妇人与政、外戚专权的危害。黄初三年九月，下了一道同样严厉的诏书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从曹丕开始，藩王不得朝觐成为一条规矩。曹丕的诸多做法都是为削弱藩王的力量，固然有防诸弟谋为不轨之虞，亦当有鉴于两汉历史的考虑。《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评论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陈寿的话，固然不无道理，但忽视了曹丕试图稳定政权的积极的一面。

曹丕在职官和用人方面的重要思想概为两点，一是有鉴于历史和乃父丞相擅权的经验与教训，废丞相而复三公之制，从而加强皇帝的权力；二是用陈群之议，行“九品官人之法”，从而在客观上开门阀制度之先。曹丕罢丞相、复三公的同时，在实际上又开始了中国职官制度的新的一页：这就是政归中书的新体制。《通典•职官一》载，“魏改丞相为司徒，而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任，亦宰相也。”曹丕同乃父一样，都很重视举人、用人，操有三次求贤令，丕行“九品官人之法”，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九品官人之法作为一项选举制度，是尚书陈群首先提议的。《通典•选举》与《文献通考•选举》均载其事说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民）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见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不过，如果溯其源流，则应推及曹操。《宋书•恩幸传序》说:“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成为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九品中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选举制度。天下丧乱，士人流散,原来的举人和征辟制度已无法施行，影响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选拔，于是便有了以人才优劣“权立九品”的办法。初始做法似乎也无可非议。先是州郡县各取本地“德充才盛”、“贤有识鉴”的人作大小中正；然后由大小中正将辖区所管人物根据其能力大小，而不以世族高卑，区别高下，定为九等，并且随时根据每个人的言行优劣，或升或降其等。政府则根据其品第授以官职。#p#分页标题#e#

但后来弊端非常严重，只重门阀，不辨贤愚，从而成为一种“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无形而又实际的封建世袭制度。但这都是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九品中正的原有之义。就曹丕、陈群的本意是期求建立一种适应历史时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举人制度，所以对他们应作肯定的评价。

曹丕为帝后，接受了乃父尚儒的一面，立即把尊孔崇儒的思想付诸行动。数其著者，一为封孔子之后。据载，西汉元帝时曾封孔子后为褒成君，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曾封孔子后为褒成侯，汉末其国已绝。曹丕于黄初二年正月复封孔子后，号宗圣侯，赐邑百户；同时令鲁郡重修孔子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并在孔庙周围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二为编集经传。曹丕本纪载，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当时，不少名儒如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牛弘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皇览》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开始了为皇帝编书的先河。后世所谓《御览》、《集成》、《大典》一类的书，追其源，均当在此;第二，开始了类书的先河。正如宋人王应麟辑《玉海》在《艺文•承诏撰述篇》所说类书之事，始于《皇览》”；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发挥了工具书的作用。三是制五经课试之法。曹丕为帝不久，便采纳了华歆的意见，凡举孝廉必须通过“经试”。《文帝纪》说，黄初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课试之法，《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补旧石碑之缺坏，当指修补熹平石经的缺损;备博士之员，当指按照以往成法置博士。曹丕的崇儒行动取得了不少效果，所以高柔上魏明帝的疏中说：“高祖（丕）即位，遂阐其（操）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文献通考•学校七》）

曹丕发布过一些体恤民苦的诏令，不管其影响大小，都值得肯定。然而，他的有涉大局的诸多经济措施却是利弊共存，有待别论了。他继承王位以后不久，即于延康元年二月发布了《除禁轻税令》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篥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罢钱币，以谷帛为市，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晋书•食货》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中国货币经济在曹丕的错误决策下，走了一段弯路，受到了一次挫折。

曹丕的重要历史贡献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在文学。他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组织者。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首先是曹操善为罗致的结果。首功应该是曹操的。但曹丕兄弟的核心作用和实际组织作用，亦当肯定。特别是曹丕，由于他的地位重要，所以其作用也就更为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和钟嵘《诗品》都曾对曹氏父子的作用加以概述。

刘勰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陚;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冀。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他们对于曹操、曹丕、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组织、影响作用都给了肯定。

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文学评论、在理论上有重要建树的人之一。他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先河;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一觅；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他的文学创作，对于后代，特别是对于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着极大影响。

曹丕为文颇多可称可美者，然而世人常常抑丕而扬植，以为曹丕的才智和文学创作都去曹植甚远。实际证明，在政治上，曹植善为小聪明，基本不具备政治家的才智与胆识，远不及曹丕处事果断、长于应变、隐诈善谋;在文学上，曹植思捷而才俊，创作丰于曹丕，然而如果因此而等而下之，却属不然。况且曹丕的文学理论远较曹植为胜。刘勰说过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文心雕龙》卷10)此论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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