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唐宋南北朝时期的形象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以及唐宋以后，人们对曹操的评价，甚受孙盛、习凿齿等人的影响。不少人专择有损曹操形象的事实与传说而宣之。

刘义庆例说曹揉“假谲”之行

刘义庆，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爵袭临川王，官居刺史,加都督，著述甚多，行于世者有《世说新语》和《集林》等。刘义庆以魏晋逸闻轶事为内容的小说集《世说新语》，录有不少曹操故事。然而所述故事，大都是说曹操之非，数曹操之短的。他视曹操为假谲之人，因而把曹操的不少故事，收入《假谲篇》中。

如讲曹操怕人暗算，常对人说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来，操假意已经熟睡，有一侍候他的很得信任的人怕他受凉给他盖被，他便顺手把此人杀了。从此以后，睡眠时便再也没有人敢接近了;还有一个“心动杀人”的故事说魏武尝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

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另外同篇中还讲了大家熟知的“望梅止渴”的故事：军队失道，士卒渴甚，曹操以“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诳骗士卒。如此等等。

刘义庆论曹，代表着南朝统治集团对曹操的看法。所以，不足为怪。但必须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曹操为人谲诈的一面虽然常为人非，但其政治手段却常为人效。历史表明，南北朝常有帝王逼禅的事，而这些逼禅的帝王很喜欢用曹操三让而后受之的程式。他们的辞让表，在形式上也全效曹操，如出一辙。正如赵冀《二十二史札记》所论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

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禅代》）又说每朝禅代之前，必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賜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九锡文》）可见，曹操在其后七八百年、十数代的帝王心目中还是值得学习的。

李世民两面评曹操

唐人对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褒贬不一。不少人推崇曹操。如杜牧很看重曹操军事才能，“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杜佑作《通典》重视客观纪事，不没曹操事功；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中称曹操为“英雄”：“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文采风流今尚存”是称誉曹操的风度遗传到了子孙后代身上。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些人对曹操为人诡诈的一面也很佩服。就杜甫来说，他的一些诗中讲到诸葛亮，其崇尚之情远远超过曹操之上。“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遗像肃清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既称曹操为“英雄”，也视诸葛亮为“英雄”，从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说，是不矛盾的，二者完全可以共存不悖。

必须注意到，唐人评操，砝码是不断向贬的一头倾斜的。其中最有影响的评价出于太宗皇帝李世民的笔下。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兵髙丽，过邺，见曹操墓，自为文祭曹操。在这篇《祭魏太祖文》中，李世民说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囊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在这里，李世民以“雄武之姿”誉操，说明他佩服曹操;他把曹操比之于商代伊尹和汉代霍光，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其匡正之功。无疑，这是正面的评价，因而常为誉操者所引用。但李世民的祭文中还有另一面的内容，他说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顛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意思是说，曹操并没有真正拯救、扶持汉帝国，用一个“乖”字（乖，背离、乖违之意），刻画了曹操的诡诈，明喻曹操的一切事功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有无君之迹”一句话，把曹操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李世民是受人推崇的唐朝皇帝，他的这篇祭文无形中为唐人评操定了调子。我们看到，唐人善为诗，但言操者少，颂操者更少，偶见几首，大都深寓讥讽之意，如李邕在《铜雀妓》中说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

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君举良未易”，是说曹操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是不会改变的；“永为后代嗤”，是说曹操将永远被后代人所讥笑，嗤之以鼻。元稹《董逃行》说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更是严厉的谴操之语。杜牧《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实亦讽操之句。

史家刘知几，不否定曹操的诸多事功，但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田常，春秋时齐国人，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专齐国政，为后来田氏代齐奠定了基础；王莽，西汉末以外戚专权，杀死汉平帝，自称假（代）皇帝，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田常、王莽都是弑君夺国者。刘知几认为，曹操的罪名百倍于田常，千倍于王莽。可见仇视到何种程度。

另从诸多诗文的记载可知，早在唐，甚至隋末三国故事已开始被艺术化，甚至搬上了舞台。《太平广记》卷226收唐人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15卷，作木偶戏，其中便有“刘备乘马渡檀溪”。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指口吃）”，说的就是人们观看演出时的情形。既有刘关张的舞台形象，肯定也少不了曹操登台亮相。

司马光未以曹魏为正统

论者或谓曹操的形象主要是南宋以后被丑化了，北宋时司马光以曹魏继汉统，尚是“帝魏寇蜀”、“尊曹抑刘”的正统派。无疑，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形式上确实是以曹魏继汉统的，曹丕代汉，即以魏之黄初代汉之纪年，前后相衔无间；曹操秉汉政期间，始终奉献帝建安正朔，因而曹氏所为也大都记在了献帝建安账上。#p#分页标题#e#

但这绝不说明司马光承认曹氏的正统的地位。对此，司马光大概是惟恐被人误解，所以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即帝位，改元章武的记载后，写上了一篇很长的议论，其中有云：“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指南北朝时之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指朱温，建后梁）代唐，四方幅裂，朱邪（指李克用，建后唐）人汴，比之穷、新（指将朱梁比之于有穷篡夏、王莽篡汉），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司马光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都是徒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因而不能“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质言之，司马光这是特意声明，他并未尊曹为正统。因而，他进一步申明，“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以曹魏纪年继汉呢？司马光说得更清楚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是个正直的历史学家，他的治史态度的确如其自己所说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他很重视曹操的事功，也很看重曹操的才能。他在评论荀或时充分表露了这种意思，“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而荀或舍魏武将谁事哉？”又说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或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但是，综观《资治通鉴》汉献帝诸卷，不难发现，司马光对曹操的为人同样没有好感，因而在不少地方用材遣词也常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

诸如他评论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所谓“蓄无君之心”，实际就是“奸臣”的另一种表述;所谓“暴戾强伉”，就是乖戾残暴的代名词;所谓“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则生动地刻画了曹操的既想立牌坊又想当婊子的心理状态。

另外，表现在使用材料上，我们还看到：他引述许劭评操，舍《后汉书》记许劭语“乱世之英雄”不用，而用《三国志》中注引的非正式史记孙盛《异同杂语》中的“乱世之奸雄”。“乱世奸雄”的形象，经《资治通鉴》一倡，那较孙盛首倡者对后世的影响不知增加多少倍;记述曹操征陶谦，则恰恰相反，取材《后汉书》而舍《三国志》的记载。

陈寿《三国志》所记不过是“所过多所残戮”，“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而范晔《后汉书》则称“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用《后汉书》的材料，显为重其罪愆;曹操欲杀杨彪事，《三国志•武帝纪》不详其事；《孔融传》注引《续汉书》说，操与彪有隙，因托彪与袁术婚姻执彪。司马光亦舍而不用而取《后汉书》之文：“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一个“诬”字，进而“劾以大逆”，便把曹操蓄意害人的奸诈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了。另外，从其引述习凿齿论刘备“刘玄德虽颠沛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看，就人品论，司马光更崇刘备。不可否认，司马光虽在继统关系上为“尊魏抑蜀”者张目，但同时也在中国历史上“抑曹扬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北宋时曹揉的奸雄形象，已经定型，而且已深入民间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记载，在东京汴梁街巷“瓦肆”中有各种靠卖艺为生的人，唱小唱的，演杂剧的，表演傀儡戏和影戏的，还有踢球、相扑和舞刀弄棒的，还有一些专门讲史、卖史书、猜谜、说诨话的。其中，孟元老特别提到有一个名叫霍四究的人“说三分”。“说三分”就是说三国故事。可见，当时在汴梁已有一种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专门说三国的书场和很有一点名气的说书人。说书人既然能以此谋生，说明听说三国故事的人不在少数。推而论之，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愿听三国故事，说明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通过艺术加工，更加生动化了，形象化了，因而具备了更大感染力。

另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9《博弈嬉戏部•影戏》记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将三国人物作成“影人”以表演三国故事的“影戏”，窃以为,将这视为后世三国戏的雏形，当不为过。说三国故事，演三国戏，剧中人物当然少不了曹操、刘备等主要人物。那么，当时的艺人是如何刻画他们的呢？

这一点，我们从苏东坡《志林》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启示。苏东坡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苏轼的记载表明，第一，当时不仅成年人愿听三国，而且成年人也特愿让小孩子们去听三国;第二，说书人和听书人都同情刘备，站在了刘备一边，闻刘备败，有的人竟哭了，而对曹操却极为憎恨，闻曹操败，便欢呼歌唱。这说明，北宋期间，白脸曹操的形象已是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郭沫若说过一个意思：在封建时代人民的意识中的糟粕“是支配阶级蓄意培植的”（《替曹操翻案》），所以，曹操的形象被歪曲，责任不在人民。曹操的形象是否被歪曲，姑且不论，但说人民的意识要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却是有道理的。司马光、苏轼都是支配阶级的上层人物；即使说书人，也不外是民间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似乎亦应划在统治阶级一边。他们的看法和著作，当然影响着老百姓。前面已经讲过司马光，这里再着重讲讲苏轼对曹操的评论。#p#分页标题#e#

苏轼写过《魏武帝论》、《诸葛亮论》，以及《孔北海赞》等文。在《魏武帝论》中，苏轼分析三国鼎立，孙、刘不足以敌曹，然曹操最终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说：“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

(曹）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可见，苏轼给曹操的评价要比同时代人司马光给曹操的评价低得多。他虽然承认曹操“用兵制胜”的才能，但是很有限度。

他认为曹操的根本问题是“不长于料人”。论者有为曹操辩解者，说苏轼对曹操的评价不正确，认为曹操不仅善于料事，而且也“长于料人”。其实，苏轼这里说的主要是曹操对刘备、孙权所“料”不够，他没有很好地利用刘备“无应卒之机”，而蜀人未附，一日四五惊的情势取蜀；他没有认识到孙权勇而有谋，而试图用“声势恐喝（吓）”取之，又加“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结果“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应该说，苏轼的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的。苏轼在《诸葛亮论》一文中，将诸葛亮同曹操作了对比，说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

又在《孔北海赞》中直书“曹操阴贼险艰，特鬼蜮之雄者耳”。可见，苏轼虽然有限度地承认了曹操的才能，但对曹操的为人是极为卑视的，不仅视为一般的奸臣和缺乏“忠信”之人，而鄙为“鬼蜮之雄'司马光、苏轼等人在其文字中表述的观点，当然会在政界、士人和庶民百姓中产生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广大庶民百姓的道德选择。曹操为人诡谲奸诈，自然不为百姓接受。换言之，曹操的形象日落，既有统治阶级的思想及其宣传的影响，也有庶民百姓自己的道德向往，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不宜偏执一词。

南宋时，“天心大讨曹”

赵宋南渡，形同孙、刘偏居一隅。形势所使，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其中尤以一些倡导忠君、爱国的人们如朱熹、陆游等更是视曹操若寇仇。

朱熹是晋人习凿齿以后第一个真正把曹魏从历史文字的记载中排除到正统以外的人。朱熹作《通鉴纲目》，不顾历史事实，径改《资治通鉴》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的纪年关系而为刘备章武承汉建安纪年。显然，这是不科学、不严肃的。历史的事实是，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丕办完了丧事，继为丞相、袭爵魏王，当月改元为（汉）延康元年;十月受汉禅，废汉纪元而为魏纪元，即黄初元年。

一年之内，三个年号，两次改元;（汉）建安——（汉）延康—(魏）黄初。三个年号，前后紧相衔接。而章武是刘备于黄初二年四月称帝后的年号,若以章武承建安，中间要断时数月，出现了时间上的空挡。这正是司马光不取章武而用黄初的重要原因之一，“天下离析之时，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

朱熹纂史用章武纪年而不用黄初纪年，是其尊刘抑曹、帝蜀寇魏观念的具体表现。至于文字的表述，也不像《三国志》、《资治通鉴》那样相对客观而更加突显褒贬之义，径称曹操为“篡盗”。

朱熹心目中的曹操非“盗”即“贼’’还表现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据《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朱熹评操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髙，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

南宋时期，视操为贼，已是人们的共识。陆游有《得建业悴郑觉民书》诗云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和情绪。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虽然极称曹操知人善任“实后世所难及”，但同时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鬼蜮”之谓，显本苏轼之说;“君子所不道”，则在鄙视曹操的人品方面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下一节：曹操“奸雄”形象定格元明清

返回首页阅读>>>曹操生平档案故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