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现代人眼中的形象

清室祚尽，共和始兴，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然曹操的奸雄形象却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因此有所变化,而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戏剧事业的繁荣而更加妇孺皆知了。一说曹操，人们自然就同奸诈联系起来。“曹操”的词意不再仅仅是人名，而且賦予了奸诈、残忍等特定的含义。此种情形，自然也就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

胡适认为《三国演义》的谬处在“过抑曹孟德”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同钱玄同讨论《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评价问题。胡适撰文说《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胡适“魔力之大”的观点，受到钱玄同的责难。

钱玄同说：“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戏台上《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是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仔细想想，真正可发大笑。”

胡适辩解说：“吾谓此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吾并非谓此书于曹孟德、刘备诸人褒贬得当。吾但谓以小说的魔力论，此书实具大魔力耳。”胡适同时为《三国演义》作如下辩白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煮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髙于刘备百倍。

此书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无奈中国人早中了朱熹一流的毒，所以一味痛骂曹操。戏台上所演《三国演义》的戏，不是“逼宫”，便是《战宛城》，凡是曹操的好处，一概不编成戏。此则由于编戏者之不会读书，而《三国演义》之罪不如是之甚也。”由上可见，胡适、钱玄同，特别是胡适，对于历史上包括习凿齿、朱熹、罗贯中等在内以及诸多戏剧“过抑曹操”表示了颇不赞同的意见。

章太炎盛誉曹操“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

章太炎是近代第一个试图为曹操“翻案”的人物。他有《魏武帝颂》一文，全面而很有深度地论述了曹操的事功。其要点略为:第一，髙赞曹操的武功，因谓“宣哲维武，民之司命。禁暴止戈，威谋靡竞。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车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第二，称誉曹操礼贤下士，广罗人才，“登黎献乎衽席，折旄倪乎隍阱”。“黎献”指庶民百姓中的贤者;“旄倪”指老人和儿童。第三，欣赏曹操的俭朴、倡廉精神，“加之以恭俭，申之以廉靖。

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儆。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苞苴，指以财物行贿或行贿的财物。第四，肯定曹操重视农桑及其恤民政策，“务稼穑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第五，一反常人多非曹操诡谲之行，而给予新的解释，说曹操“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智计绝人”，就是赞其才能非凡，同曹操部属称操“略不世出”是相同的意思；“虽谲而近正”，意谓行为或手段虽然不无欺诈，但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所以这种欺骗是可以用的。章太炎为曹操的诡谲之行辩护，从而全面肯定了曹操。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章太炎全面肯定曹操，没有得到学界和庶民百姓的认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鲁迅在给曹操以肯定评价时，留下了余地，所以甚得人们心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

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我们通常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至少是一个英雄”，实际就是肯定了曹操是“英雄”；“非常佩服他”，佩服什么？当然是佩服曹操的才智与事功。鲁迅认为，曹操尚刑名是形势使然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鲁迅认为，曹操的文章写得好，写得清峻、通脱，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当然，鲁迅并不全面肯定曹操，特别是对其动辄杀人，给予了批判。如说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鲁迅评曹，自觉地将文艺作品中的曹操与历史实际中的曹操区别开来，不因《三国演义》等夸大曹操的谲思诡行而蔑曹，而重在探求历史的实际，所以能够做到客观置评。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先后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一改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试图重塑曹操形象。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不数月便有数以百篇计的文章发表，诸如翦伯赞、王昆仑、吴晗、谭其骧、尚钺、束世澄、郑天挺、嵇文甫、唐长孺、缪钺、周一良、吴泽、何兹全、杨宽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讨论。一时间形成了评操热潮。这次讨论，不仅推动了曹操的研究，而且也对繁荣学术作出了贡献。

郭沫若认为，曹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于民族的贡献应该高度评价，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理由约为:#p#分页标题#e#

第一，他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

第二，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

第三，他平息了北方边患;第四，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第五，关于曹操“杀人问题”，应该根据事实重新考虑。郭沫若激愤地说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以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论出，翦伯赞即予响应，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曹操结束了汉末以来豪族混战局面，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郭沫若、翦伯赞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发了关于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戏剧中的曹操，以及曹操的诸多事功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品德等的大讨论。有的学者进一步深化了郭沫若的观点;更有不少学者对郭沫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和文艺作品中的曹操应该区别开来,白脸曹操的戏可以照演，但历史上的曹操应该复其历史的真实。有人主张，不妨编一些新的历史剧，正面塑造曹操的形象。至于具体事功的论评，意见分歧很大。谭其骧认为，对于曹操不存在翻案问题，因为古来对他的评价并不特别坏，不论是古代、近代，不论是唐前、宋后，都是有毁有誉。

他说，曹操有四大功劳，一是结束了汉末豪族军阀间的混战，统一了北方，二是征服了乌桓和鲜卑，保障了边境的安宁，三是打击了名门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澄清了吏治，四是恢复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发展了生产；曹操的罪过也有四项，一是打了农民军，二是战争中杀人太多，三是所行屯田是一种高度剥削的制度，四是道德品质方面忌刻残忍。

因此，谭其骧不赞成郭沫若过誉曹操,不赞成“翻案”之说，更不赞成因功而讳其罪，语谓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曹操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目的”的意见；也有不少人不同意曹操是“民族英雄”的提法;甚或有的人从根本上否定曹操，认为人们唾弃曹操，绝非仅仅受了小说戏曲的影响，也绝非是封建主义正统观念所致，根本原因是他对人民犯下了极大的罪行。

50年代末关于曹操的讨论大有裨益，尽管最终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既有功劳也有过失的人物形象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在此，附带说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曹操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后期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环四射。但好景不永，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硬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曹操还是那个曹操，事功未闻增加一点，谲诈何曾稍减半分。文化大革命时期，学者属文，或为奉命之作，或形势使然，很难说就是作者的真实观点，因此不作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