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明神宗朱翊钧郑贵妃

姓名：郑氏

生卒年：？～1630年

籍贯：明大兴（今北京大兴）

婚配：明神宗朱翊钧

封号：贵妃

子女：一子朱常洵

谥号：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

郑贵妃妖艳娇美，又最善迎合万历的心意，故深得万历的欢心。一入宫即被晋封为贵妃，甚至位分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

朝廷的百官群僚对此极为不然，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按礼，母以子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低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群臣都认为，郑贵妃一入宫即受万历如此宠幸，恐怕非盛世应有之事，实应尽快加以纠正，至少也得把王恭妃晋位加封为贵妃，才算是合乎礼法。

开始还是私下议论，最后朝廷内外，全国各地都在议论不休，闹得举国纷扬，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铺天盖地袭来，搞得万历十分气恼，又不知如何是好。郑贵妃却只淡淡地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所谓“留中”是指君主把臣下送来的奏章，留在禁中，不批示，不交议。万历一听，心花怒放，不禁脱口说道：“知我者爱妃是也。”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为此而上奏章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来。

斗转星移，郑贵妃有身孕了。竟生下了个小龙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这下可把万历高兴坏了，又是摆喜筵，又是搞庆典，最后一项最为重要，就是把郑贵妃又晋封为皇贵妃。这无异于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上疏论争的人又哄然而起。大家都一致认为，特意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最有可能是为了废长立爱。

因为“母以子贵”，也可以是“子以母贵”，皇后所生的儿子称为“嫡子”，是理所当然该立为太子的，皇贵妃与皇后相差无几，又加上位分超出王恭妃许多，极有可能会把皇次子立为太子，晋封郑贵妃一事就是种试探，也是为将来打个埋伏。对此群臣越议论越觉得郑贵妃其人实在奸诈，意欲窥窃神器，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若不予以迎头痛击，其图谋必然得逞无疑。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是第一个上疏切论此事的，他那份一针见血的奏疏，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长达10年的建储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万历看过姜应麟的奏章以后，顿时大怒，立下圣旨，降谕道：“郑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此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御旨—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群臣一见便欢呼雀跃，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万历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一时疏忽，竟然如此的失策。

很快这股浪潮，形成了汹涌澎湃之势。在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主张立谁为储君，是否主张立储，作为辨别忠奸正邪的试金石，以致阁臣、九卿等，为了表白心迹，也不免上书争论此事。吓得支持郑贵妃的党徒也不敢出面，怕反而因此会被舆论抓住把柄，更不利于皇三子地位的上升。只好让万历一个人去顶着。万历觉得此次不比上次，若再采取留中的办法恐怕是不行了，经过与郑贵妃的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万历于是强行以“皇长子年纪尚幼，尚不宜立储”为由，将立储时间一拖再拖。群臣激愤，屡屡上疏不止。

郑贵妃心有不甘，就指使爪牙再想些办法。于是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万历加以宣谕。强调立嫡，因为所有的皇子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可这待嫡之说又很快被众议驳倒，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为先，但却无必授嫡子之说，而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这时候私下已开始有人议论，说待嫡之说实在不通，就是当今的万历皇帝亦非嫡子，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也就很快流产了。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些人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要郑贵妃请求万历，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只要三人同日封王，彼此都别无二致，下一步就好另做手脚了。郑贵妃于是让万历交与阁臣拟旨，就在拟旨之时，外面又早风闻此事。大家细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经过阁僚的反对，这招又不灵了。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已长至20岁，皇三子朱常洵也已年至16，但都还没有成婚。万历此时也被搞得精疲力尽，终于在公元1601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为他完了婚。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

皇长子虽然已被册立了，可幕后的斗争仍在继续。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被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又决定利用“妖书”一案，挑起事端，借以扩大影响。所谓“妖书”一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那时候有个刑部左侍郎叫吕坤，在他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时，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图说。

恰巧内监陈矩奉诏在外收书，这本小书也在被收之列，运进宫中。万历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自己又另外加上了十二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交给她的伯父郑承恩拿去刻版成书，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给事戴士衡因为和吕坤有仇隙，便借这件事上疏弹劾吕坤假手承恩向郑贵妃进献此书，借以谄媚，勾结内宫，包藏奸诈。这时突然有人给《闺范图说》作了名为《忧危竑议》的跋，流传于世。跋文中说，吕坤撰《闺范》一书，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是由于那马皇后乃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他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

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深意也实在于此，即为自己的儿子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跋文还在最后说明了该文取名的含义所在，它提到吕坤曾上过名为《忧危》一疏，其疏中可以说无事不谈，但偏偏不谈论当时最为世人瞩目的立储一事，因此吕坤的用心，就此可见一二了。这篇跋文明里是冲着吕坤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锋芒是直接指向郑贵妃的。所以郑贵妃及她的家人同伙一致认定，作此文者必定是出于弹劾过吕坤的戴士衡，或曾弹劾过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二人之手。郑贵妃于是通过万历之手立即贬处了二人，才算罢手。#p#分页标题#e#

这事本来已算了结，不知是好事者还是郑贵妃的爪牙所为，又抛出一篇名叫《续忧危竑议》的文章，成了千古不解之谜。但因此案却又有很多人遭受了飞来横祸。这篇续议名义虽似老调重弹，而意指却已全非，文章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这篇文章是假托一位叫“郑福成”的人与来客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

那时候皇三子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从这一取名，一望便知，是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文中特意举一例证，来证明确有其事，万历曾经特谕一名叫朱赓的入阁为内阁大臣，这个朱赓的“赓”字，就是“更”的意思，因万历忽然有此一命不是含意很深吗？这是向世人暗示要更换太子了。大学士朱赓因文中牵扯到了自己，就寻到这篇文章让万历过目，以明心迹。万历阅过此文，不胜恼怒，立刻严令锦衣卫，一定严加侦缉，务必使主犯归案授首。此案一出锦衣卫便假公济私，借以官报私仇，屡兴大狱，使好多人，上至朝臣下至百姓都无辜受害，死于非命，最后此案竟不了了之。

郑贵妃的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以后，曾一度绝望过。因为还剩下一个希望，就是王皇后早日死掉。只要王皇后一死，正宫之位就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这种想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王皇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上不为万历所喜而心情抑郁，更有甚者其各种供给差极了，就是盼着她早死。可由于王皇后生性清心寡欲，态度超然，再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到了公元1620年，只比万历早死了几个月而已。郑贵妃手段用尽，绝望之余，就要铤而走险。

公元1614年，李太后死去，顾忌再也没有了。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著名的“梃击”案，此乃明三大案之首案。

次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之案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皇太子急忙地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万历启奏。万历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上奏报初审情况大致如此：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河北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若似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此最好还是交由法司严讯。刘廷元久历宦海，这个奏章写得很圆滑，既说张差像个疯子，又说看来很狡猾。各方面都带着点。又都不说死，可把此事顺利交出，本人落得个干净。

此案接着移交到了刑部，由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帧和劳永嘉三人会审。那时候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了妇孺皆知的事了，何况郑贵妃一家又是越发显赫，上下左右，到处都有她的心腹党羽，就连当时的内阁方从哲也听从她的指使。有鉴于此，有些人习于官场，见风使舵，哪还管了什么理不理的呢。因此便抓住是疯子一点，由此串讯，说这个叫张差的原是卖柴草的人，由于柴草被人烧去，气得疯了，于四月间进京诉冤。

在路上，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和他同路，他们骗张差说，诉冤没有状子，可以拿一根木棍代替。张差信以为真，就手持木棍，从东华门潜入，一直溜进了慈庆宫门。按照律令，手持凶器，潜入宫门，应开刀问斩，何况还打伤了内侍，更应罪加一等，即刻斩决。三人把案卷送呈刑部代转，只待听候处理审批了。

没想到外间对此早有所知，举朝为之大哗，奏疏再次像雪片一样飞来，都说张差入宫行凶，幕后必有操纵者，而刑部就事论事，只论张差一人，而且这样慌忙草率欲予处决，很显然是要杀人灭口，庇护幕后之凶。应请另予详审，查出元凶，以正视听，以服国人。上疏的言词还略客气些，而私人议论，都认定只有郑贵妃等人在暗中指使才有人敢做出这样的事。这使得郑贵妃一伙极为惊慌。连忙请万历给他们做主，万历想了个办法，让刑部对张差严加监管，外人一概不许过问此事，想以此封锁消息。

虽然把张差与外界隔离了，少些麻烦，可哪里晓得，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这时候出来了一位勇敢正直的朝臣，终于把此事弄得水落石出。他就是刑部主事王之宷。王之宷在入刑部之前曾做过知县，对于审理案情，颇有手段。他虽未被委为梃击一案的审讯者。对此案没能公开审问，但既然身在刑部为官，自然总可想出些办法。他反复思考着，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何不请求管理牢饭，这样不就可以接近张差，并以此为诱饵，设法使张差招供呢？

想好以后，王之宷就讨下了兼管牢饭的这个差事。他亲自率领狱卒给犯人一一送饭，唯独把张差放在了最后，使他早已感到饥饿难忍。当张差饥肠辘辘的时候，才眼看着王之宷等人慢慢腾腾地提一篮香喷喷饭菜走了过来。谁知走到张差跟前却让人把饭摆在一边，要张差供出实情，才能吃饭。

此时的张差已经受了几次杖刑、体力早已不支，而且饭时又早已过了，在饿得再也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语无伦次地说：“我是来告状的，你要问我什么？”又说：“打死我吧，什么都没用了！”王之宷令狱卒把饭送到张差的口边，又让两名狱卒紧紧地挟住他，不让他够到，就说：“看见啦，饭就在眼皮底下，只要实说了，马上就吃，若不然，只有饿死了！”

张差经不住这一治，开始实说了。经过三番两问就已合盘托出，虽还不免有深藏不说的地方，但这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么张差究竟交待了一些什么？原来张差确是蓟州人，小名叫张五儿。他之所以来到北京是由他们乡里的马三舅和李外父，叫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来的。他们叫他一切都听从老公的吩咐，还说事成之后还可以给他几亩地。

他进京后，进了一条不知是什么街名的大宅子，有个老公拿出饭来给他吃，并且对他说：“你去闯一闯，看见人就打死他。打死人，我们会救你的，快去吧。”说完，给了他一根枣木棒，并把他带进了后宰门，一直带到那宫门口。在那里，他打翻了一个看门的，但随后又来了很多的老公，他才被捉住了。

王之寀知道张差的供词还有许多不实之处，只要再来次大审，一定会把事情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于是，他把张差的供词，呈送给刑部侍郎张问达，请代为上奏。奏章中说依他看来，张差不疯不傻，而且很有胆量。希望能押送到文华殿，举行朝审，或交九卿科道和三法司共同会审也可。这样定会审出详情，抓住幕后的操纵者。张问达把王之寀奏章奏上以后，万历感到十分挠头，只好暂不批复，留中了事。#p#分页标题#e#

但奏章的内容却不胫而走，朝中上下又一哄而起，其中促请最力的有大理寺远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人。在陆大受的奏疏中，竟多处直书“奸戚”二字，矛头直接指向郑承宪等人。万历对此既感愤恨，可又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故伎重演，一概留中不予过问。此时的郑贵妃和她一家更是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断派人四出活动，但仍无法缓和这凶猛的来势。正在这时，说也无巧不成书，又有个叫过庭训的御史，也曾上疏言及此事，说这是“祸生肘腋，不容不闻”。万历把奏疏留中之后，这个过庭训竟移文到蓟州，要那里的地方官把张差原来表现如实奏上。蓟州知州戚延龄很快就给过御史来了回文，这个回文对郑贵妃一方极为有利。

文中说，张差确实是个疯子，他所以成疯，是由于郑贵妃要在蓟州修庙，派来内侍在那里设窑烧砖，居民把打来的柴草卖给窑上能很快获利。张差闻知就把家里的田产都变卖了，去抢着做柴薪生意。砖窑附近的人痛恨他抢夺生意，暗中把他的柴草都给烧了。张差向主持此事的内侍起诉，不料反被大骂了一通，因此就气疯了，手执木棍闯入京城想去告御状。

这一回文与先前刘廷元的初审供词极相吻合，而且比那个供词更为详尽。这样一来反而有人怀疑郑家不断派人四出活动，能量极大，说不定蓟州知州戚延龄也事先受了郑家的贿赂，才如此这般地写。蓟州回文一到，郑家就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似的，又十分活跃起来，连初审的刘廷元也跟着重新多方活动起来。

万历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处置张差一个就完结了案。但经不住群臣们的一再抗争，万历只好降谕，命在五月二十一日由刑部会集十三司的司官和胡士相、王之寀等人，再行会审张差。这一回张差彻底招供，顿时朝野为之大震。他招出了以前没有说出的人名和地名：马三舅本名叫马三道，李外父本名叫李守才，那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是去修铁瓦厂的内侍庞保，他去的那所大宅，是朝阳门外内侍刘成的住宅。他还供认，是庞保和刘成让他去闯宫的。他们告诉他：“打死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张差还供出了他的同伙，他们一共5个人，他的姐夫孔道也是其中之一。

经此一审，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刑部有鉴于此，再也不能拖延了，马上行文蓟州，责令速拿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归案，并解京候审。又行疏请求，让法司到大内，拘传庞保和刘成对质。这样一来，连常常首鼠两端的首辅方从哲也竟和给事中何士晋等人上疏，请求务必穷追到底。朝中上下形成了一面倒的势态。万历也深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降旨，准予严办此案。

现在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跑到万历面前，一见面就连哭带嚎地要万历给她娘俩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万历的面前。经此一闹腾。果然万历心酸起来，又是哄又是劝。最后万历想出了一条妙计，叹息着说而今只有太子能救得了你了。郑贵妃于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来到太子宫殿，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求情，求太子救她们的命。太子也感到还是尽快了结的好。所以他听罢郑贵妃的哭诉以后，很痛快地答应了。群臣们虽不买账，也无可奈何了。

群臣刚一退，万历就急忙传旨，速斩张差。于是第二天张差便被押赴法场，一命呜呼了。也就在这一天，庞保和刘成也被押送到文华门听审。万历降旨给司礼监，让他们在内廷暗中处死了庞保、刘成。梃击—案至此算是草草了结，郑贵妃一家安然无恙。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了。皇长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了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才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了，对自己的前途很是担忧。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一段时间后，郑贵妃摸透了皇太子脾性，发现他跟其父万历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样的贪财好色，嗜酒使气。抓住了皇太子的弱点。郑贵妃就有了办法，她常常给皇太子送些珠宝、赏玩，至于金钱更不在话下了。她还在自己的宫中选出8名最为漂亮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一定要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

吃足了苦头的皇太子，经梃击一案后，境况大有改观，饱暖思淫欲，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40，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剂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再也没有起来。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一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最后，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却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光宗死后，她又唆使光宗李选俦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在朝中正派官员主持之下，才挫败了郑贵妃的阴谋。

郑贵妃一手制造的三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见，但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安然地度过了余生。

公元1630年郑贵妃去世，被谥为“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于银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