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功绩有哪些？

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则天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即为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武则天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入仕做官的优越条件，也不能因出身豪贵而为所欲为。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

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徐敬业在扬州起兵，10多天便召集了10万兵马。武则天连忙调动了30万兵马迎战，这场战争只用了40天的时间，徐敬业的叛乱便被平定了，武则天终于度过了这次重大的政治危机。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等也举兵反抗，但不久就被武则天平定了。

从此，她的权势神圣不可侵犯，再没有人对武则天的权势发起挑战。这看上去是给武则天添乱，实际是帮了武则天的忙，因为让世人明白了武则天的政治势力不可侵犯。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为唐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6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

至此，水到渠成，武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30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10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毛泽东这样评价武则天：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武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

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武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

武则天统治时期，边境并不安宁。她果断地启用了唐休瓂、娄师德、郭元振等猛将，在西北平突厥，设北庭都护府；在西南胜吐蕃，显示出赫赫国威。她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边关出现了“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和“军粮可支数十年”的良好局面。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武则天作为开天辟地的女皇帝，以一个女性身份“治朝纲，理天下”，在女人被极端压抑的年代，她的称帝实属大逆不道，不管她把国家管理得如何，她仍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于是，她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图国家的安定，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在平定徐敬业叛乱的这一年她鼓励告密，开始启用酷吏。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那是一段很黑暗的时期。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

至于她“放荡”的私生活，那是唐高宗死了以后两年，也就是她61岁时有了一个男宠薛怀义；73岁时，她又有了两个男宠，即张易之和张昌宗。武则天虽然非常胆大自信，但是她终究不敢像男皇帝那样，公开地设4个妃子、36个嫔妇，她还是为了掩人耳目，把薛怀义扮为僧人，进宫搞建筑；而两“张”，则是让他们到宫里头写书。而且武则天始终没给男宠们干政的权力。这可是比男皇帝们做得好多了。

有人说，武则天是人中之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说武则天最大的功劳就是在于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存在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也让后代的女性和女权主义者提起她都备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