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怎么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

周恩来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两大措施：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

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虽宣告成立，但是广东革命政权却极不稳固，首先面临的就是广州商团的敌视与破坏。广州商团起于1912年，当时是民国初年，因为地方混乱，当局允许商人置械并组织武装自卫。在广州有约一万二千人，在全省有近五万人，俨然是一只地方武装集团。它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

国共合作后，广东成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西方帝国主义对此非常仇视和恐惧，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英国首先起来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正密谋以武力推倒孙中山的政府。1924年8月下旬，他们准备将一万多支枪支、四百多万发子弹私自运入广州。10月10日，几万名广州民众集会、游行，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

商团军竟公然袭击游击队伍，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接着他们肆意封锁市区，张贴“打倒孙政府”，成立“商人政府”的反动文告，还强迫商人罢市，妄图推翻革命政权。这就是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周恩来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

这年的11月初周恩来取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将它组织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又让刚从苏联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

两次东征

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广东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广东革命根据地仍然没有统一。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地区其实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军阀陈炯明手里。广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的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

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部队。他们盘踞广州市区，各自为政地向当地百姓收税，横征暴敛，为非作歹，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孙中山曾经沉痛地对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这是孙中山北上之前冲着广州地方军阀说的话，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只有东征和平叛才能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5年初，军阀陈炯明盘踞广东东江，敌视广州革命政府，他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举兵进犯广州。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称为“东征”，这是第一次东征。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是第一次检验他手下学生的素质的好机会。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以三千名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的东征军，以共青团和农民自卫队作军队的后盾。东征从1925年2月上旬开始，初期战斗连连告捷。

3月，东征军千余人在棉湖战胜叛军主力万余人，取得大捷；随后在兴宁一役，俘虏叛军官兵千余人，缴获步枪两千余支。东征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所到之处村民们列队欢迎，为部队送粮送水，并用自家门板做成简陋担架抬送伤员。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指挥各营作战，周恩来还亲自调查部队的违纪情况，登记阵亡人员名单，隆重安葬死难官兵，并慰问他们的家属。

同时，他委派广东区委人员去各个村庄，在收复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和自卫队。4月，正当东征军乘胜围攻惠州时，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东征军奉命回师广州平叛。5月至6月，东征军在电厂工人、广九粤汉铁路工人、市郊农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叛乱。杨希闵、刘震寰逃奔香港，广州政局化险为夷。

从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办到第一次东征仅仅9个月，组建时间及训练时间短，人数又不多，却能以高昂的士气、严明的纪律取得如此赫赫战功，这自然同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密不可分。从此，黄埔校军英勇善战的威名远近闻名。

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是在1925年的10月。在第一次东征中，军阀陈炯明虽被击败，但仍负隅顽抗。他乘广州暴乱时机，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又死灰复燃，重占东江。1925年9月再次举兵来犯，于是周恩来又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学员迎击陈炯明。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军队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时又有许多新的发展。

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惠州城，歼灭陈炯明军队的主力。11月底，周恩来率军在香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地区农民的援助下，攻占华南海岸的重镇汕头——当时叫“沙头”，全歼陈炯明余部，赢得了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从而结束了陈炯明祸乱广东的历史。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马上被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完成了南征讨伐邓本殷的任务。

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的胜利，歼灭了东江、广州市区、广州南路和海南岛的反革命力量，终于使多年四分五裂的广东得到了统一，从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为胜利地开展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过程中，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7月6日，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军委会成立后，下令取消“湘军”、“粤军”等带有地方色彩的地方军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一律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8月，组编第一至第六军，共计85000人，各军仿照苏联红军设立各级党代表、政治部。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门前被人暗杀。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乘机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将粤军的一部分包围缴械，另一部分强行收编。8月24日，蒋介石任广州卫戍司令。于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介石手中。

虽然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稳固和统一，但革命政权内部的危机仍然是严重的，周恩来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逐步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起家本钱就是由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黄埔军官学校。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表示赞成革命，实际上却随时在提防和限制共产党，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之后，随着蒋介石实力的逐渐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分裂统一战线的反共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8月25日，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9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中共中央又调派刚从苏联归国的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叮嘱他们，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

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1926年，恽代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也留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仍由中国共产党人负责，并继续受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领导。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从而给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搪塞了过去。后来蒋介石同周恩来在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他们商定：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等了好久，中共中央却来电回复不同意。这是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压制共产党，排挤苏联顾问，图谋夺取革命政权的重要步骤。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刻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

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怎么办？是进行反击，还是继续退让妥协？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对情况作了分析，他说：2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我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

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七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一起讨论的人都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蒋介石进行坚决反击的正确意见，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大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