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胡亥是个怎样的皇帝？胡亥到底有多昏庸无道？

后世之所以将胡亥定性为昏君，不是因为他取得皇位的手段不合法，而是因为他在位期间任用奸佞之人，做出了许多违背历史潮流、不顺应民心之事。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下，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清平安定，就必须要有一位贤明的君主。但从历史上看，每个朝代都是昏君辈出，而明君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百姓平日不关心政治，但每逢改朝换代，就是人们都关注于朝廷。因为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代，只要皇帝换了，国家政策就很可能随之而变，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

始皇死后，胡亥继位，天下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咸阳，期望新的皇帝能够推行与民生息的新政，结束他们无穷无尽的赋役之苦。汉代著名才子贾谊就曾以锐利的目光看到了秦二世面临的历史机遇，然后又以犀利的笔法分析了秦二世是如何失去这一机遇的。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秦二世剧照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贾谊的话有一定道理，始皇死后，秦朝的形势十分严峻，但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当时胡亥年幼，尚没有完全成熟和独立的思想观念。当时身居要职的李斯、冯去疾、冯劫等人，已经提出了全新的治理模式，只要能铲除奸佞，用心教导胡亥，秦朝完全可以摆脱始皇的旧路，废除那些劳民伤财的政策，实现峰回路转，起死回生。

但这些假设都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李斯等人尽心辅佐，必须以奸人之道还治奸人之身，将赵高等佞臣铲除。但李斯没有这么做，一是他曾和赵高共谋，篡改诏书，心中有鬼。二是他深知胡亥是纨绔子弟，很难有所作为。就这样，秦国失去了一次扭转国运的契机。赵高挟持着李斯，哄骗着胡亥，开始在秦国掀起了一阵阵血雨腥风。

历代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皇位的帝王，内心都有种很深的不安全感。他们总认为有人也会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自己的皇位，而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就是自己的骨肉至亲。因此，为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安全感，他们大多数都会做出杀害至亲的举动。

秦二世也不例外，在杀掉公子扶苏后，他就开始对其他兄弟姐妹下手。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罗织各种罪名，分三次将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屠杀殆尽。第一次是在咸阳，他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十二个兄弟，第二次是在杜邮，他又下令将自己的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统统碾死，刑场惨不忍睹。

最后一次是逼迫将闾等兄弟三人自尽。他们兄弟三人平日属于“宅男”型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显得十分低调。胡亥一时找不出什么罪名陷害，就把这三人软禁在宫中。当他把其他兄弟姐们都杀死后，就派使者令他们三个人自尽，情形与蒙恬相似。

杀掉了可能威胁自己皇位的兄弟姐妹，胡亥又将魔爪伸向朝中大臣。赵高对胡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劝他将那些不听话的朝中大臣统统杀掉，实际上赵高是想借秦二世之手独揽大权。在秦二世的逼迫下，右丞相冯去疾和大将军冯劫为免遭屈辱，先后自尽。每杀死一个大臣，赵高就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过去。例如，在赵高的安排下，他的弟弟赵成成了秦朝的中车府令，他的女婿阎乐成了咸阳的最高长官，这都是朝中要职。其他职位赵高也都安插了不少自己的党羽，整个秦朝的中央政治渐渐被赵高搞得乌烟瘴气。

但赵高对此并不满足，他要让秦朝的地方官也知道他的威风。于是，他就劝胡亥仿效始皇，巡游天下，向天下人展示皇帝的威仪。公元前209年，胡亥继位的第二年，便开始巡游天下，前往会稽、碣石等地。

路上，赵高趁机对秦二世说应该趁着这次巡游的机会，树立新君主的威信。胡亥问赵高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赵高说，把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统统诛杀掉，这样就能显示陛下你至高无上的权威。胡亥对赵高言听计从，一路上对劝谏之臣大杀特杀，结果秦国官员无不感到惶恐不安，许多人开始向赵高行贿以求自保和高升，秦国地方政治也渐渐变得暗无天日。

但胡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作为始皇最小的儿子，十分受宠，从记事开始，他看到的就是父亲无以复加的权势和穷奢极欲的享受，并不知道先祖创业的艰难。长大一些后，他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有一次朝廷开会，许多重臣都在场，胡亥听了一会儿就听不下去了，就找借口出去。当他走到门口时，看到大臣的鞋子都整齐地摆放着（入屋脱鞋是古时候的礼节），他就将这些鞋子踢了个乱七八糟，等着一会儿看那些大臣们出来后尴尬的样子，其顽劣由此可见一斑。

胡亥坐上帝王的宝座之后，更是一心想着如何玩乐。有一次，他问赵高：“我做了皇帝了，想尽情享乐，你看这个想法怎么样？”

赵高正想着独揽大权，秦二世的想法正符合他的心意，因此他当即就说了一大堆人生苦短，应该及时享乐的道理，把胡亥说得心花怒放。此后，赵高就一边劝胡亥享乐，一边在朝中扩充自己的势力。

后来，秦二世又将他的想法说给了李斯，问李斯怎样做才能保证他长久地享乐。秦二世说：“韩非子说过，尧舜在位时，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野菜饭，穿的是麻布和鹿皮。到禹的时候，他奔波东西，大腿掉肉，小腿脱毛，最后竟然客死他乡。要是做帝王都这样，那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这是他们做帝王的初衷吗？贫困的生活是那些穷人过的，帝王不应该过那样的生活。帝王既然拥有天下，就应该用天下的资源满足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拥有天下。要是自己得不到好处，谁还有心治理天下呢？所以，我想永远享乐，爱卿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此时的李斯见秦二世昏庸到不可救药，就不再对他抱有希望，而是致力于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他给秦二世写了一篇《督责书》，后来，这篇文章就成为李斯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千古流传。原文摘录如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

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

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这篇文章反映出了李斯当时复杂的心态。官员上书，其中难免有阿谀之词，非李斯之过。文中，他一方面向秦二世献上了集权专制、严刑峻法的享乐之术；另一方面，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李斯潜意识里依旧对秦二世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执行法家的治国方略。

但幻想毕竟是幻想，无法成为现实。秦二世看了李斯的文章，对他的观点十分认可，开始更加放肆地为所欲为。

对于劳民伤财的阿房宫和骊山墓，他继续征发民众修筑。始皇陵接近完工时，他又下令将所有了解地宫情况的工匠全部杀死，在埋葬始皇时让始皇的大多数妃子殉葬。此后，他又调集了五万军队到咸阳负责戍卫，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粮食问题，他下令各地向咸阳输送粮草，并规定运送粮草的人要自带粮食，禁止在路上吃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粮食。

在秦二世一系列的昏政暴政之下，秦朝政治腐败，官场乌烟瘴气，收税多的都成了好官，杀人多的都成了忠臣；百姓常年无偿劳役，民不聊生，生活之困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最终，忍无可忍的人们爆发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各地立即群起响应。

但秦二世整日在深宫吃喝玩乐，一直被下面的奸佞之臣哄骗，根本不了解天下之事。当官员向他报告农民起义时，他根本不相信。

面对严峻的形势，秦统治集团开始讨论对策。但在朝会上，胡亥依然不相信有反叛之事，这就意味着进行派兵就没必要了。叔孙通了解胡亥的心理：胡亥以为只有昏君才会引起暴民造反，自己整天玩乐，国家大事都由李斯、赵高等人处理，这不是“垂拱而治”吗？怎么可能会有叛乱！

叔孙通看到秦二世一直被赵高蒙在鼓里，秦朝已经无可救药了，就对秦二世说：“天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反叛，先皇早已经拆毁了天下要塞，还把天下的兵器都收上来融化了，人们靠什么反叛？更何况，有您这样贤明的君主在朝堂，有严明法令颁布天下，一直都是国泰民安，谁会造反啊？现在他们所说的陈胜等人，就是几个小毛贼而已，地方官就能把这些事处理了，您就放心吧！”

胡亥听了叔孙通的话十分高兴，就问其他人怎么看。有人附和说，陈胜等就是毛贼，不足为患。有人说，陈胜是在造反。结果，说陈胜等人是毛贼的，都受到夸奖，说陈胜等人是在造反的，就被以“非所宜言”的罪名给治罪了。

结果，秦朝中央政府没有出兵镇压，只凭地方军队抵抗，秦朝自然就岌岌可危了。

此时的赵高，还在谋划着自己如何才能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想了好久，他还是决定借力打力，把秦二世当做突破口。

一天，他以老师的身份给胡亥上课，讲的尽是些歪理。他对胡亥说：“陛下您还年轻，经验不足，很容易被奸佞之臣欺骗。所以，您要尽量减少和大臣们的接触，以免让他们看出您的弱点后加以利用。”

胡亥觉得有道理，就问赵高他该怎么做。赵高就趁机劝他深居简出，每天由自己把情况向他汇报，这样他就能不被蒙骗，成为垂拱而治的贤明君主了，国家也一定会治理得很好。胡亥巴不得自己整天不理国事待在后宫享乐，就答应了赵高的要求。从此，赵高挟胡亥以令诸臣，李斯的职权被严重挤压，朝中大小政事基本都由赵高以胡亥的名义独断专行。

公元前208年，借着李斯之子李由抗击农民军失利的机会，赵高谗害李斯，李斯惨死在了自己制定的酷刑之下，赵高也终于实现了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愿望。

赵高虽然位极人臣，但他出身不好，内心难免有些自卑，总害怕大臣会联合起来对付他。绞尽脑汁之后，赵高终于策划出了一出闹剧，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指鹿为马”。

公元前207年的一次朝会上，赵高为胡亥献上一只鹿作为礼物，秦二世十分高兴，不断夸这只鹿好看。但赵高却对秦二世说这不是一只鹿，而是一匹马。秦二世听到后不禁笑了出来：“丞相就别跟我开这样的玩笑了，这明明是一只鹿嘛，怎么会是马呢？”

赵高仍然坚称这就是马，于是胡亥就问当时在场的那些大臣。面对这样的争执，大臣们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赵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许多人都是赵高的亲信，于是他们就附和赵高说这不是鹿，确实是马。剩下的一小部分人，有的坚称是鹿，有的干脆装聋作哑。事后，那些说是鹿的人大多被赵高找借口杀死了，说是马的人则被他当成自己的拥护者，加官进爵。

这本是赵高犯了欺君之罪，但结果赵高没事，胡亥却被吓坏了。他以为是自己得了什么怪病或是中了邪，于是叫来太卜帮自己算一卦。太卜早已被赵高收买，就对秦二世胡说了一通，说是因为他斋戒时心不诚引起的。

于是，受到惊吓的胡亥就开始虔诚地斋戒，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但没坚持几天，他就又纵情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