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杨业究竟是什么死的 杨业之死跟潘美有什么关系吗？

杨家将杨业究竟是什么死的杨业之死跟潘美有什么关系吗杨业与潘美的故事

美国有部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上明明只有二十一条，但看不见的、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际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往好听一点说叫惯例。

982年4月，契丹主耶律贤兵分三路攻宋。中路攻雁门，被杨业打败，损兵三千。这一年9月，耶律贤去世，12岁的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他的母亲萧太后摄政，辽朝内部隐藏着各种矛盾。萧太后史上确有其人，名叫萧绰，小名燕燕。

宋将贺怀浦、贺令图、刘文裕等先后上书，要求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认为，契丹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叛乱甚众，正是讨伐之机。但是宋太宗一直按兵不动，雍熙三年(986年)，才决定出兵北伐。机会出现之后，宋太宗为何拖延了四年之久才行动？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979年幽州之败对宋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北宋需要时间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宋太宗担心政局不稳，朝中的不稳定因素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的执政理念。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八里的狼牙村，期望杀回陈家谷口，与预先埋伏接应的宋军会合。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约定好的救兵早已不在陈家谷口。

原来，在杨业杀进谷去之后，潘美和王侁布兵于谷口严阵以待。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寅至巳，大军等待的时间太长，王侁派人登托逻台观望，发现谷中尘烟四起，以为部队打了胜仗，怕杨业抢了头功，赶紧引兵向前。

潘美并不同意王侁的做法，但无法阻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不久，王侁得到了杨业战斗失利的消息，顾不上许多，掉头逃跑。监军要走，潘美当不能制。他是受监督而不是实施监督的，监军与钦差大臣无异，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杨业与王侁发生争执而潘不发话的原因。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忍不住仰天长叹，吩咐部下另寻生路。但将士们誓死相从，无一退却。杀到最后，王贵和杨延玉都壮烈牺牲，杨业身上多处受伤，战马也累得跑不动了，最后中箭被俘。史上记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至死不从，大呼：“我杨业一心尽忠报国，无奈奸人逼迫，导致兵败身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见人？”最后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各种史料，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杨业之死的描述基本相同。新编《辞海》杨业条：“在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错误指挥下，他孤军陷于陈家谷口，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辞海》的解释非常客观，认为杨业身陷绝境是因为潘美和监军的错误指挥。但历来都有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杨业为谁所害的争论中，其实这毫无意义。

如果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杨业与监军都有些意气用事，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不会如此惨烈。但由于双方都过于重视自身感受，结果一场言辞之争，演化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杨业确实维护了个人名节，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还留下了千古美名，但细想之下，他的死于己、于家、于国又何益之有？

杨业之死与其自身性格有直接关系，他自己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杨业在北汉是说一不二的主将，投诚北宋之后角色变了，他不再是主角，只是一个配角。在军事讨论会上，杨业主张避实就虚，强调计谋。王侁主张不畏强敌，直面对手，打出声势。

应该说，杨业的主张更合理些，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而是对监军说，“按你们的主张，只会打败仗”。王侁是何等身份，怎么能由得他这样驳自己的面子，马上反击道：“你号称无敌，现在却如此胆小怕事，难道有什么二心吗？”话语间流露出对杨业的轻视和不屑。

其实，杨业完全可以用商量的方式与监军探讨，不必对不同的意见那么激烈否决，不仅对上级，对同事如此说话也会招致反感，更何况面对的是代表皇帝的监军。诚如此，杨业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便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不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杨业的悲剧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性格即人生，历史上又有多少如杨业一样恃才傲物的人，导演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性格的悲剧有时就是人生的悲剧，而个人的悲剧有时就是历史的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财富。

一场个人的悲剧，最后演化成了国家悲剧。986年那场战役，十万宋军顷刻消亡，再加上979年的幽州之败，北宋前后丧师不下30万，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杨业死后4个月，辽兵又攻占了瀛州(河北河间一带)，大将刘廷全军覆没。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殒命沙场，数万人死亡，沿途诸郡群情涣散，毫无斗志。契丹军长驱直入，连夺数州。从此，宋在对辽的军事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986年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开始采取虚外严内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内强压，对外妥协，宽外而严内，用好听一点的词形容就是“内法外儒”。“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的这段话表明，在他眼里，内患大于外忧，家贼甚于外寇，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如何传位于子上了。

宋太宗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宋合计320多年，外患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历受辽、西夏、金、元人的侵扰。敌寇兵临城下，朝中和战之争端不断。即便战事顺利，形势占优，也要委曲求全，屈辱求和。一旦危机解除，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故态复萌，满足于眼前的平安。靖康之后，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大批朝臣、嫔妃都沦为金兵阶下囚，最后死在异乡做鬼。

在悲剧发生之前，无论是潘美还是监军都没有刻意要害杨业的主观动因。王侁与杨业素无过节，他在宋军北伐时才出任监军。打仗派监军，这是宋朝惯例，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个人的。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杨业主张避开强敌，重点保护人民转移。而王侁则认为不能太窝囊，要正面迎敌。应该说王侁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打漂亮仗。杨业久经战场历练，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更为充分，打胜仗是第一位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漂亮。

观点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但因为双方表达方式有误，导致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业可能确实不懂吏事，他不知道如何与上司相处，更不知道如何争取上司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给他带来了最黑暗的结局。

决策失误与曲意陷害完全是两回事。一事当前，完全没有争论和异议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协商出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为将之道，为帅之法。如果明知决策有误，反而要以身试法，尽管可能一时痛快，但结果可能害人害己又害国。如果是真刚烈，据理力争又如何？还是不够坦荡，又不够世故；性格刚强，又过于软弱，一遇挫折，便只想到玉碎瓦全，摆脱被动的能力、摆脱困境的能力都不够。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虽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再说潘美。有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要负主要责任，理由是他没有支持杨业，没有主持公道。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完全不理解宋朝的监军制度。宋代对武将一直放心不下，实行监军制度就是要分将帅之权，防止其拥兵自重。

当时的监军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谁与皇帝关系密切、谁受皇帝宠幸，谁的权势就大。两位监军都与皇家有一定的关系，王侁的父亲是后周枢密使，对于宋太宗来说就是老首长的孩子。刘文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