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究竟是谁为杨业之死伸冤 杨业声望极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究竟是谁为杨业之死伸冤杨业声望极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

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

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也就是杨业之子杨延昭去世后的第二年。张咏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与寇准交厚。他中进士时杨业刚刚归宋不久，《赠刘吉》一诗作于989年，在杨业死后三年。他笔下的杨业之事也许有一定的依据。

张咏性急如火，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他年轻时，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因为头巾带子比较长，时不时垂到碗里。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到碗中，愤愤地嚷嚷：“你请吃，你请吃!”他在湖北当县令时，干过一件备受争议的事。一个管钱的小吏，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往外带。张咏发现后，将他痛打一顿。小吏不服，“我不过偷了一文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八月辛亥，也就是八月十五日，潘美即受到了处罚，被免除了三个兼官。前后时间不过一个月，处理杨业一事堪称神速，没有任何拖延。

与此相对照的是，大将曹彬的责任追究，则在两个月后才做出。所以，即使从时间上看，“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才使潘美等人受罚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张咏的诗，作于989年，那时杨业已死去三年，事情早已水落石出，所以若要说刘吉为杨业翻案，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对于皇帝的处罚，潘美等三位当事人并没有申辩。试想一下，杨业已死无对证，如果他们三人串通一气，一口咬定决无过错，这罪是很难定的，但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很显然，他们三人很可能是自己认罪了。

历史上，类似陈家谷口那样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有可能，在澄清杨业一事上，潘美不仅无过反而是有功的。第二年二月，距事发不过半年，宋太宗就撤销了对潘美的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至少在宋太宗看来，杨业之死的确罪不在潘美。三人之中，潘美最有可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是杨业得以被厚赏的决定性因素。

宋真宗时的大臣杨亿曾说，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看《集结号》时，主人公为战死的兄弟争取烈士的待遇，其情其景也让人为之流涕。现在的人们，对于杨业的冤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各种版本的故事风行。

对于宋朝的百姓来说，很可能是在宋太宗还了杨业公道之后，此事才得以流传的。因为从杨业战死到受重赏，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完成的。人们没有多少非议的时间和空间。大量的议论和传闻应该出在皇帝连续下诏之后，尽管北宋还了杨业一个公正，但民众觉得远远不够，对这一重大变故产生了种种猜测和深度挖掘。

对于说故事的人来说，有英雄必然要有奸臣，这样故事才会好看、好听。杨家将英勇抗敌的故事口耳相传，杨令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澶州当时在辽国境内，离陈家谷口很远，却有人在古北口修了杨无敌庙。从宋人的角度看，杨业不过是北伐偏师西路军的副将，算不上顶级名将。但从辽人的角度看，杨业是他们能够俘获的宋朝级别比较高的将领了，他们拿杨业说事，大肆宣扬，目的当然是宣扬自己的战功，客观上也为杨业扬了名。

据有关辽史资料记载，杨业死后，耶律斜轸将其首级北献，并以示诸军。宋辽战争中，宋将阵亡者不在少数，但不见有以首示众的记载，唯独杨业如此，可见他们在杨业身上做足了文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

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