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的长征回忆录

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出身于湖南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漫漫长征路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长征先锋师”政委就因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而屡遭迫害，可谓“是是非非走长征”。

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追寻他的远征脚步，聆听他的长征故事，或许我们才会真正领会到为何很多红军将领在谈到长征时，都会称自己为“幸存者”。因为，那实在是一个为了理想重大牺牲的非凡选择，是一次向死而生、拥抱希望的特别出发。

或许，在黄克诚的眼里，长征还有着别样的特殊意义——那是一座逝者的纪念碑，记录着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何为了心中所求而无悔凋谢；那是一道传承的铁索桥，象征着一个个后继者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穿越绝境，走上新的长征。

生生死死战未休。走过长征的红军将士的豪情宣言之后，我们期待听到“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坚定的回应！

1934年12月1日黄昏，冬季的湘江如一条带子从广西界首的山脚下蜿蜒而下，却比往日多了一点异样——平时澄清的江水变成了红色，不时有人和马的尸体、各种辎重从上游被冲下来，滚滚而下。

江边的山麓上，有一片已经千疮百孔的阵地。炮弹剖开地表，把苍翠的山峦变成了灰黑色，已经弹尽力竭的红军指战员仍在这里拼死坚守。而就在这片阵地上，战斗间歇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两名红军将领之间进行。这两名将领，便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现在部队何去何从，要不要撤。

张宗逊认为，上级的命令是固守此地，没有新的命令下来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下去。而黄克诚的见解是，我师任务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12月1日下午，中央纵队从界首渡口完成了渡江，任务已经达成，因此不应该继续滞留此地，必须尽快撤离。

周围敌情险恶，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张宗逊也嗅出了空气中危险的味道，甚至他感到，上级可能并非没有新的命令，而是由于战况险恶，通信人员未能抵达一线阵地。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军事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那一套呆板的战术一向要求红军不惜代价，死打硬拼，给一线指挥官的自主权越来越小，稍有异议就会被扣上“右倾”“动摇”的帽子。所以，张宗逊对此时是否撤退难以下定决心。以他刚烈的性格，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能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在红军部队中，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关键时刻，深知张宗逊性格的黄克诚摘下了自己那副深度近视镜，说道：“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黄克诚通过行使这一权力，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不久，在龙胜县境内的两河口阻击战中，黄克诚再次行使这一权力，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交替掩护师主力撤出战斗。

事实证明这两次的决策十分果断正确，湘江战役中，在另一翼阵地上执行断后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因为后撤得稍缓，遭蒋军合围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而死。在两河口，白军两个主力师和一个主力旅已经如两把大钳子剪向红四师的两翼，却因其及时撤离而扑了个空。

几十年后我们追寻湘江血战的痕迹，不禁被黄克诚敏锐的战场感觉所折服。同时，也会感到他当初下定决心时心中的痛切——他再也不愿失去一个搭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