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辈子没做秦二世却做成了

秦国，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最终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鞅变法。商鞅是法学代表人物，其主张多表现为明确法度，有罪必罚，严刑峻法。治理乱世，当用重典，下猛药，秦国就是经历变法阵痛后做大做强的。

凡事有利也有弊，变法固然使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但严刑峻法也会让不少人稍有不慎便沦为罪人，非杀即罚，造成民众不满，阶级矛盾随之加剧。

为了缓和矛盾，维护统治，秦昭襄王时开始赦免罪人，如二十一年（前286年）、二十六年（前281年）、二十七年（前280年）、二十八年（前279年）均“赦罪人”。此后，孝文王元年（前250年）“赦罪人”，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史记·秦本纪》）。

既要严刑峻法，又能法外开恩，这种一张一弛的驭民政策，使秦国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为秦国日后平灭六国奠定了厚实基础。公元前247年，十三岁的嬴政继承王位，先后在吕不韦、李斯等人的辅佐下，通过蚕食手段，一口一口将六国吃掉，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

嬴政灭六国后，自认为功过三皇五帝，对王的光环失去了兴趣，于是改“王”为“皇帝”，称始皇帝。此后，嬴政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车轨，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建长城，推行郡县，进而焚书坑儒，求仙访道，封禅泰山，巡游全国，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是通过严法苛政、劳民伤财来实现的。

平定六国后，嬴政没有推行休养生息，而是高压专制，以满足好大喜功的欲望。丰功伟绩背后，往往是强加于民的暴政，社会矛盾由此激化。此时，嬴政应效仿昭襄、孝文、庄襄三王“赦罪人”，把酷政的弦稍稍松弛一下，但他“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罪人毫不姑息。

嬴政蜂目豺声，是个心狠手辣、不讲情面之人，仲父吕不韦、生母赵太后他都不肯放过，长子扶苏他都不肯宽宥，他还能姑息谁？再者，嬴政是铁杆的法学思想信仰者，疯狂的法家贯彻执行者，只认法制刑罚，认为法度既然能强秦，同样可以用来驭民。严酷的法律，使百姓动辄陷刑，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触禁，邻里连坐。

古人云，君子以赦过宥罪。可嬴政治国时，“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记·秦始皇本纪》），大错砍头，小错收监，刑者相望于路，罪犯充斥于途，牢狱中人满为患，全国囚徒上百万计，整个秦朝成了一个特大号监狱。为了把这些囚徒利用起来，嬴政竟命他们营造骊山陵，修建阿房宫，对他们进行双重压迫。嬴政在位三十九年，未曾施恩布德，未曾有过一次大赦天下。

秦二世胡亥继承了父皇嬴政的衣钵，骄横残暴，滥用民力，横征暴敛，严刑酷法，变本加厉，使芸芸众生陷入了更加难熬的水深火热之中，民心动摇，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其实，胡亥即位时，他本可以搞一次大赦天下，让几十年来生活在高压恐怖中的百姓稍稍喘一口气，但嬴政几十年都没搞，他也没搞。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率九百个罪人赶赴渔阳，行至大泽乡时，“会天大雨，道不通，度期已失”，这种因为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误期，按说可以原谅，但是秦律规定“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胜、吴广不得不揭竿而起，揭开了秦末民变的序幕。

如果嬴政、胡亥有大赦天下之事，能给有罪之人以希望和改过自新的机会，笔者相信农民出身的陈胜还不至于冒险走出这一步。但是，皇帝一直不开口，不下诏，不赦免，有罪之人永无翻身之日，“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百姓能不造反吗？一时间，楚、齐、赵、魏等国的遗老遗少也积极响应。

二世二年（前209年，秦制以十月为岁首）冬月，陈胜的数十万大军一路打到了距离秦都咸阳仅百里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内）。胡亥大惊，属下章邯建议，“骊山徒多，授兵以击之”，意思是让胡亥赦免骊山囚徒，让他们拿起兵器去对付义军。在章邯的建议下，“二世乃大赦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赦天下。章邯带领囚徒，虽然镇压了陈胜，击败了项梁，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仍活跃在反秦大业上。其实，刘邦也是被秦律逼反的，当年刘邦“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史记·高祖本纪》），索性酒后斩蛇起义。

胡亥的这次大赦，虽然让秦朝多存活了两年，但为时已晚，反秦势力已然成了气候，且越聚越多，愈挫愈勇，他们对秦朝暴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必然会歇斯底里似的宣泄。最终，在刘邦、项羽的夹攻下，秦朝覆亡。鉴于暴秦亡国教训，刘邦建汉后，两次大赦罪人，三次大赦天下，赢得了民心。（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