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5-23编辑:历史狂流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发生了: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施以宫刑。其实,历代皇帝在收拾文人的时候大都不会手软,什么残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过。但把一个整天埋头于简牍中,忙于阅读、整理历史文献的文人的生殖器连根端掉者,汉武帝刘彻却是独一个。这种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实在让人觉得恶毒、阴损和卑鄙下流。那么,汉武帝为何会突发奇想、挖空心思地这样对待司马迁呢?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司马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还是另有他因?
不能否认,汉武帝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心情确实很糟糕。李广利的兵败,李陵的投敌,使得大汉颜面扫地。最重要的是,由于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大汉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的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更让汉武帝心情郁闷、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顺从,不需要别人指责他的武略方针,更不愿意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不懂军事的文人司马迁跳出来口无遮拦地针砭时弊,只能说是找抽了。
而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推上“断根手术台”的,还是那句“文人相轻”的千古至理名言。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吟得了诗、作得了赋,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以文人自居的,自诩文采不凡。试想,一个杰出的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较劲儿的,但问题就出在了“略输文采”上。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会较真儿,会叫板,会妒忌,会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那绝对是不择手段的。
司马迁被“宫”了以后,汉武帝还是觉得不够解恨,便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因为太史令一职自创立以来,皆由太监担任,汉武帝对司马迁这种刻意的职务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就等于向世人宣布:我司马迁是太监。我相信,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感受得到。
一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足以让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千古。《史记》的文风虽然被公认为求真务实、严谨不苟,但司马迁在对汉武帝刘彻以及他老爸汉景帝刘启的记述中,还是扎扎实实地掺杂进了自己的恩怨情仇,这是不能否认的。在作《汉景帝本纪》时,司马迁所用的笔墨极少,寥寥数语便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著名皇帝。而作《汉武帝本纪》时,司马迁却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倒是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汉武帝的一生伟业,反而成了陪衬。
“士可杀而不可辱”,文人的身体可以被阉割,但文人的思想、骨气以及手中的笔却不那么容易被阉割。在饱受屈辱的司马迁的笔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个不务正业、不折不扣的腐朽昏君,英明神武的汉景帝也成了一代无能之辈,他们的形象被人们从古读到今,并且还要一直读下去。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倒不如说是司马迁阉割了汉武帝,阉割了他的丰功伟绩,还有他那原来风光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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