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与西域的关系论述两汉对西域经营管理的方式有哪些？

论述两汉对西域的经营管理

一、西汉对西域的统一

1、采用“厚赂”攻势的政策

“厚赂”攻势即经济攻势，是汉武帝接受张骞建议后确立的政策。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浑邪王降西汉，河西一带空无匈奴，西汉去西域的道路畅通。张骞建议武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可断匈奴右臂。

乌孙之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为外臣”。这一建议得到武帝的赞许和支持，武帝遂拜张骞为中郎将，携带“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万钜”，随从三百人前往西域“厚赂”乌孙。西汉的“厚赂”西域诸国政策由此开始。

虽此次“厚赂”乌孙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张骞到乌孙后，“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国皆派使者随汉使来西汉，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与其人俱来”，为西域诸国了解西汉和西汉王朝进一步了解西域创造了条件。

之后“乌孙使者见汉之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亦重汉……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反映出西汉王朝“厚赂”攻势的政策初见成效。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西汉王朝开始大规模向西域派使团，加紧了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攻势。据《汉书.张骞传》记载，西汉使团“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赉操大放博望侯（张骞）时”。“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由此可知，当时西汉王朝使团规模和次数以及携带的物资是空前的，所到西域诸国应不在少数。武帝在频繁派使团前往西域执行“厚赂”政策的同时，还对西域诸国派至西域使者展开一些配合活动。“西域使更来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其以饶给之，以揽示汉富厚焉……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府，见汉之广大，倾骇之”。

武帝的这些活动，无疑从客观上配合了西汉使者前往西域执行“厚赂”政策。

2、西汉王朝对西域的征伐政策

武帝实施的“厚赂”政策，增进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相互了解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往来，但由于当时匈奴势力尚未退出西域，加之西汉距西域路途遥远，以及西汉使者本身素质等因素，使一些使者在前往西域图中或在出使国遭到杀害或扣留。如汉使王恢出使西域“数为楼兰所苦”，车令傲慢自大为大宛所杀，中郎将朝为被危须劫杀等等。

这些事件给西汉王朝经营西域带来不利影响，也使武帝懂得了只靠经济攻势是无法达到统一西域的目的的。因此，西汉王朝的政策由“厚赂”为主转向武力征伐为主。

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对西域主要采取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是元鼎六年（前111年），浮沮将军公孙贺领兵一万五千骑出五原。匈河将军赵破奴领万骑出令居，西击匈奴，目的是“斥逐匈奴，不使遮杀汉使”。

第二次是元封三年（前108年），从骠侯赵破奴领属国及郡兵数万西击姑师、楼兰，以报其杀汉使之仇。破奴俘楼兰王，灭姑师，“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第三次是太初元年（前104年），大宛杀西汉使者车令，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属国兵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西击大宛。此次由于西域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汉军“皆饥罢”，损失惨重，“士还不过什一二”，广利还军敦煌。

第四次是太初三年（前102年），武帝以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于是再次发兵六万，“发天下七科谪及载备给贰师”。此次西汉大军围大宛四十余日，致使“宛贵人杀王出降”，汉立“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

这几次出兵西域，尤其是后两次西击大宛，威镇西域。西域诸国纷纷遣子为质，表示降服，征伐的政策取得显著的成效。三是西汉“恩威并施”的政策。西汉王朝通过“厚赂”、“征伐”政策，虽在经营西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匈奴在西域仍有很大影响，因此西域诸国大多是摇摆于西汉、匈奴之间。

为此西汉王朝主要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最终实现了对西域的统一。“恩威并施”的政策主要由使者来执行，其内容有：和亲，诛灭异已，扶持亲汉势力。和亲政策主要针对乌孙。

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死后，西汉又以楚王戊之孙解忧公主，妻乌孙昆弥岑陬。直到原康二年（前64年），乌孙“原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汉以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遣长罗侯常惠等四人为使者持节护送，但中途闻昆弥死，国人立泥靡。和亲未能实现。

诛灭异己政策主要针对西域一些亲匈奴的势力，如楼兰与匈奴相勾结，劫杀汉使。元凤四年（前77年），使傅介子以赏赐为名，设计杀楼兰王归。元康元年（前65年），莎车王弟呼屠徵在匈奴支持下杀莎车王万年及西汉使者奚充国，联合南道诸国，“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西汉使者冯奉世、副使严 昌“以节渝告诸国王”，领西域诸国兵二万五千余人，分南、北两路夹击莎车，攻拔其城，呼屠自杀。

扶持亲汉势力，比如楼兰王归弟尉屠耆亲汉，多次告发归与匈奴联合攻杀汉使的情况，后降归西汉。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杀楼兰王归后，立尉屠耆为王。乌孙昆弥与西汉解忧公主之子万年，被西汉立为莎车王，并遣使奚充国辅之。龟兹王绛宾亲西汉，其妻乌孙解忧公主之女，元康元年（前65年）来朝，西汉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秀杂缯珍数千万”。

除此之外，西汉王朝还在这段时期里在西域大兴屯田，巩固已得的成果。元凤四年（前77年），应楼兰王尉屠耆要求遣司马一人领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此后设置伊循都尉。地节二年（前68年），遣侍郎郑吉领三校士率田渠犁，后扩展至乌垒等地，并遣“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到元康二年（前64年），屯田使者郑吉因破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任护西域南道使者。

神爵三年（前60年），匈奴内乱，郑吉领屯田及诸国兵五万迎降匈奴日逐王，始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成为西汉王朝第一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西汉王朝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

二、西汉对西域的经营管理

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管理是由西汉在西域设置的诸官吏、使者与和亲公主来完成的，其管理的方式大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利用西域诸国原有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西域“最凡国五十。自泽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上述诸官几乎包括了西域诸国的主要官吏，他们都“佩汉印绶”，说明这些官吏都要受西汉王朝的任命，代表西汉王朝管理西域诸国。

2、由西汉王朝委派官吏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有西域都护、戊已校尉、伊循都尉等官职，这些官吏都是西汉王朝从中原委派到西域的。其中西域都护代表西汉王朝总领西域事务（“都”是大总的意思），戊已校尉和伊循都尉等负责屯田，防御匈奴，并兼管驻地附近诸国事务。

3、不断派使者前往西域参与西域管理

使者直接受命于西汉皇帝，其职责主要是册封并辅助西域都护、和亲公主处理西域诸国重大事件。

4、汉和亲公主参与西汉王朝对乌孙及其它诸国的管理

西汉解忧公主由于身份特殊，对西汉王朝管理西域（尤其是乌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是乌孙的分裂：神爵二年（前61年），乌孙贵人未从乌孙昆弥翁归靡的允诺而立亲匈奴的泥靡为昆弥，号“狂王”。从而导致以泥靡为首的亲匈奴势力与解忧公主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甘露元年（前53年），。西汉王朝派使者魏和意、任昌出使乌孙。解忧公主遂与使者合谋，欲杀泥靡，但泥靡受伤未死，匈奴外孙乌就屠乘机杀“狂王”，拥兵自立。同年，西汉王朝一面遣兵西域，一面派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嘹前往劝降乌就屠，结果，乌就屠降汉。

西汉于是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使乌孙分裂为二。另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楚主持者冯嘹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为冯夫人。”可知解忧公主及其侍者冯嘹也参与了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管理。

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管理政策，总体来讲是“恩威并施”。这一点西汉在西域所设西域都护的职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资治通鉴.汉纪》中记载：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

这里“督察”是指西域都护对西域诸国进行监视，而不是处理各国日常事务。“变”是指西域诸国中出现不安定因素，或是反叛西汉统治的事件。“安辑”是指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若不能“安辑”，才可兴兵“诛伐之”。

三、东汉对西域的经营管理

1、朝令夕改，无明确政策

东汉建立之初到永平十八年（75年）是第一次由绝到通。这一时期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是光武帝刘秀和孝明帝刘庄。光武帝在位时期，西域诸国屡遣使求内属，求东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均遭拒绝。

建武十七年（41年），莎车王遣使求置都护，光武帝听从窦融的建议“赐西域都护印绶”。但遭到敦煌太守遵的反对。他上书认为“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光武帝又更赐莎车王贤为汉大将军，并令遵强迫莎车王使者交回了西域都护印绶。

光武帝这种朝令夕改的政策，严重影响了莎车王对东汉王朝的态度，莎车王由此开始称霸西域，从而加剧了西域的动荡。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再次遣子求质于东汉王朝以谋求保护，而光武帝却以“令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光武帝从无视西域诸国“内属”，企图委托莎车管理西域，到后来“东西南北自在也”的政策，说明他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西域政策。

到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南侵，耿秉建议孝明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他认为：“唯有西域，俄服内属，其势易乘也……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然匈奴可击也”。这一建议得到了王朝内诸多大臣的赞同。同年，孝明帝令驸马都尉耿秉、奉车都尉窦固等领军出屯凉州。

永平十六年，耿秉、窦固等领兵出击匈奴呼衍王于天山（今祁连山），兵至薄类海（今巴里昆海），取伊吾地，东汉置 宜禾都尉，留屯伊吾（今新疆哈密西）。

东汉政府在派兵西征的同时，还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西域，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政策，以使团为先锋招降西域诸国，以军队为后盾，征伐拒降者。到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击破车师，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初步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

然而到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死后，在北匈奴支持下，西域焉耆、龟兹围攻西域都护陈睦，“悉灭其众”；同时，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围攻西域戊已校尉耿恭、关宠。东汉在西域的统治陷入了困境。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政策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2、以东汉王朝为名号，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于降者，严于判者。

永平十八年（75年）至永初元年（107年），是东汉王朝第二阶段。孝章帝继位后。在如何对待西域的政策上，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出兵讨伐北匈奴，平定西域的叛乱；一是放弃西域。章帝选择了后者。其主要原因是校书郎杨终等大臣的上疏。

杨终见“大旱贵”且“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遂上书章帝要求放弃西域，此意得到了司空第五伦的赞同，虽太尉牟融上书以“施行即久者子无改父之道，先王所创建，不宜回异”加以反对，但杨终再次上书指出“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磷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章帝终纳其建议，下诏绝西域。

东汉王朝虽下令撤走了西域的所有统治机构，但东汉王朝的官吏并未完全撤走，班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疏勒、于阗王、侯臣民的苦心劝阻下留了下来，为东汉王朝第二次统一西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班超在返回疏勒之后，西域的形势已相当严峻：北匈奴不但占据北道诸国，且占据勒鄯善等西域与中原来往的咽喉要地。而班超仅获得疏勒、于阗等南道几国的支持。

鉴于上述形势，班超一面以疏勒为根据地，联合周边诸国，以抗击匈奴。另一方面，则上书章帝，请求恢复对西域的经营。班超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前世议者皆日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班超主张，“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并认为“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

班超提出这一建设性的意见，既客观地分析了西域的实际情况，又解决勒朝中大臣反对经营西域所提出的问题，“以夷狄攻夷狄”、“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因而得到汉章帝的采纳。建初五年（80年），东汉遣徐干领兵千人增援班超。建初九年（84年），和恭领兵八百再入西域。

之后班超先攻莎车，打败龟兹等国援军，到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遣使称臣。至此西域除焉耆、危须、尉犁等国因杀前都护陈睦而拒不降外，其余皆降东汉。同年，东汉王朝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吏，立府西域。

永元六年（94年），班超领西域诸国兵合七万余人，攻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诸国“皆纳质内属”（19），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班超从永平十六年（73年）至永元十四年（102年），在西域为东汉政府奔走三十余年，其经营的政策是：以东汉王朝为名号，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于降者，严于判者，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承班超西域都护的任尚却并没有能贯彻班超的这一政策虽然班超在卸任前曾嘱咐任尚：“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则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然而任尚终违超言，为政过严，激起了西域诸国的反叛。

延平元年（106年），西域诸国叛，攻任尚于疏勒，任尚平之。东汉王朝以段禧代任尚，为西域都护。龟兹、温宿、姑墨等先后反叛。从而使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又步入第三个过程。

3、以武力使西域臣服

永初元年（107年）至东汉灭亡，是东汉王朝第三个阶段。由于“西域背叛，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东汉遣骑都尉王弘等发关中兵，迎还西域都护段禧等及伊吾、柳中等地屯田吏士，东汉再“绝”西域。

元初六年，由于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领兵千余人屯于伊吾，翌年，北匈奴杀索班，占据北道。于是曹宗上书建议“出兵五千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曹宗的上书引起了朝内大臣的争论，大多数大臣反对出兵，唯班超之子班勇认为应该出兵，指出“旧敦煌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

复置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吏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东汉王朝终从勇计，置副校尉于敦煌，“复羁靡西域”。延光二年（123年），东汉王朝以班勇为为西域长吏，领兵五百屯柳中。

之后，勇纳降楼兰，招降龟兹王白英及姑墨、温宿，击败匈奴，占据前、后车师。到永建元年，平车且弥，车师附近六国降汉。同年秋，班勇领诸国兵败匈奴呼衍王。二年，领兵击焉耆，其王元猛遣使乞降，使“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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