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的汉武大帝为何“轮台罪己”

虽然春秋时期还有华夷之间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的困难，但经过春秋时期的思想准备，以及战国时期的混战，除北方偏远的地方外，在相对封闭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进行了充分的融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统一度量衡，文同书、车同轨等措施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西汉建立后，在继承先秦灿烂文化的基础上，除西域边疆外，在前所未有的区域内实行郡县制管理，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系，加之50余年“休养生息”带来的经济繁荣，所有这些都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富足感和自豪感，加速了统一的汉文化形成，并最终转化为一种身份的认同，从而使华夏与夷狄各族逐步融合成的一个全新的民族融合体——汉，并发展出中华文明独有的家国情怀。

汉武大帝的智慧

尽管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但公元前140年继位的汉武帝却面临内外两大难题。于内，高祖曾在汉初与众臣订下“白马之盟”，分封了大量刘姓诸王，后虽经历吕后打击，但依然势力庞大，以至于在公元前155年爆发“七王之乱”，对中央集权造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时常违抗中央政令。于外，“和亲匈奴”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匈奴人的袭扰，但由于得到了汉朝数十年大量“陪嫁”物资，匈奴的威胁已经到了无法再回避的地步。这两大难题中，先行“削藩”很可能重蹈景帝的覆辙，所以汉武帝决定先北征匈奴，一是可以集举国之力打击匈奴，二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藩王的兵马集中到自己国家手里。因此，汉武帝把打击匈奴列为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虽未能达成与大月氏结盟的初衷，但也大致摸清了匈奴人的实力。

卫青出击的意义

汉武帝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张骞，一方面于公元前135年派兵入蜀灭夜郎国、开拓西南;一方面于公元前133年在马邑设伏，虽因走漏消息未能成功袭杀正欲南侵的匈奴，但公开表明了大汉王朝“不再忍耐”的态度。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分兵四路正面迎击南侵的匈奴，虽只有卫青一路取得了“奇袭龙城”的胜利，但坚定了反击匈奴的决心。公元前128年至前127年，卫青先是击退南下的匈奴，后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连败白羊王和楼烦王，完全控制水草肥美、形势险要的河套地区，筑朔方城，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而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公元前124年后，汉军又多次主动出击，连败右贤王等部，将匈奴驱逐出漠北草原南部。

推恩令无声削藩

公元前127年，在大败匈奴的捷报声中，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开始实行“推恩令”，名义上是广施德惠，实际上是为了分化削弱各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地位与县相当。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个别诸侯王虽然洞察了“推恩令”的真意，无奈军队都被汉武帝抽走、只能屈从。但汉武帝想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进一步规定“酌金令”，要所有诸侯必须每年献出一定量的黄金作为祭祀宗庙的献祭，违令者将受到削爵等严惩。如此下来，大小诸侯纷纷自行瓦解，以至于到了三国时期，身为“皇叔”的刘备只能靠卖草鞋卫生了。与此同时，汉武帝通过设刺史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通过国家专营冶铁、煮盐和酿增加中央财力;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巩固皇权。所有这些都为大汉帝国的崛起和外战匈奴提供了坚实保障。

寇可往吾亦可往

统治地位得到彻底巩固后，汉武帝以“寇可往，吾亦可往”的豪气，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主动出击，率军北进两千多里，大败匈奴左贤王，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重臣，夺取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追杀至今蒙古国境内，在狼居胥山上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此战过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后，汉军公元前109年远征朝鲜半岛，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设郡置官，到公元前108年，破车师、伏楼兰，基本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其赫赫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一个“少”字彪炳了汉武帝除辉煌的盛唐和“腐朽”的大清王朝之外，对现在中国版图做出的巨大贡献。公元前101年，为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但所获甚寡、所失极重。此战也成为汉武帝后来“轮台罪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