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中受人爱戴的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601~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正妻。她一生恪守妇道，贤良恭俭，协助唐太宗开创李唐江山和“贞观之治”，成就千古一帝的伟业。

长孙皇后13岁时嫁给李世民，悉心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立为皇后之后，仍然尽心侍奉高祖，礼让后宫嫔妃，贤良恭俭，护法爱国。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同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避暑时，身染疾病，但她严词拒绝太子李承乾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的想法。

贞观十年（636)，36岁的长孙皇后病重，临终留下遗嘱：依山而葬，不用造坟，也不用棺椁（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以木器瓦器俭薄送终。同时规劝太宗纳忠容谏，不受谗言，节制游乐打猎和役使百姓。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21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照料他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温柔的体贴和抚慰。

然而唐朝初年，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为争夺皇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贪酒好色的无能太子李建成一伙常在唐高祖李渊面前陷害李世民，企图借刀杀人。高祖听信了他们，疑忌甚至憎恶李世民。长孙氏“孝事高祖，谨承诸妃”，在险恶的形势下尽力排解高祖对李世民的嫌猜。另一方面，迫于无奈，在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谋臣房玄龄的力劝下，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李建成，此时长孙氏又挺身而出，激励士气，促成了事变成功。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被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做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

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百姓的儿媳那样力尽孝道。对后宫的妃娘，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她对妃嫔生的子女“慈爱逾于己生”，妃嫔害了病，她甚至把自己正在服用的药送去，因而“宫中无不爱戴”。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拮据。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曰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再次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丈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的谋臣贤士。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著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

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及妹妹的想法，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做开府仪同三司，位置高而实际不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髙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

唐太宗正色道：“朕任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由此可见，他们兄妹两人都是清廉无私的高洁关于任贤纳谏，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彻底，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

唐太宗的谏议大夫魏征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截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太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p#分页标题#e#

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猎。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央坚决拦住唐太宗出宫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愤愤难平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动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谏，由此可见陛下圣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还有一件事情，长孙皇后依然力挺魏征。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枝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备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分。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嫁妆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

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义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太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大功劳。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京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病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李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636)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36岁。她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纳忠容谏，不受谗言，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唐太宗非常悲痛，感到从此“失一良佐”。

他也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下令建筑了气势十分雄伟宏大的昭陵，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长孙皇后以她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为她上尊号“文心顺圣皇后”。

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与牡丹的芬芳相似，长孙氏能够最后登上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是历经磨难砥砺之后的结果。像她的丈夫成为诸帝王中的佼佼者那样，在她的映照下其他女人都变得黯淡无光，她毫无疑问地成为群芳中的王者。这一切，不但使她成为世人景仰的绝顶贤淑的人物，更使得她早已远去的身影格外引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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